祝总斌以“以向宛洛”曲解躬耕地，抛出“攻宛即不住宛”的荒唐逻辑，本质是收好处、立歪论、乱史实。人已离世，按《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追责已然无法落地。这笔账看似成了“死账”，但其谬论长期误导舆论、扭曲历史、挑起地域对立，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未随其人离世而消散。法律不究逝者，不等于历史可以放过；刑责无法追溯，不等于国家可以放任。面对这种“人死账不烂”的文化流毒，必须给出清晰答案。
从法律层面看，对已逝者的刑事追究，确实存在主体灭失的刚性障碍。刑罚针对活人，祝总斌既已身故，定罪量刑无从谈起，即便查实其受利益驱动歪曲史料，也无法启动刑事程序。可这绝不意味着其错误言论可以被豁免、被供奉、被继续传播。他的歪理不是学术探讨，而是为地方造势量身定做的诡辩，把《隆中对》的军事方略偷换成躬耕地点的伪证，把“躬耕于南阳”的白纸黑字弃之不顾，逻辑崩坏、史识全无。这样的水货专家碰上盲目信从的人群，恰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一个敢胡说，一个敢真信，把严肃的历史考据变成了自欺欺人的闹剧。
刑责难追，恶劣影响却在持续发酵。祝总斌的谬论被反复引用，误导无数民众混淆史实，让地域纷争愈演愈烈，让诸葛亮躬耕故里的文化正本被遮蔽，更让学术尊严被利益裹挟。这种危害，不亚于历史虚无主义对文化根基的侵蚀。法律不惩逝者，是法治的底线；但国家不出手肃清流毒，就是治理的缺位。逝者的非法所得可依法追缴，其错误言论必须全面纠偏，这才是法治与治理的应有之义。
国家必须主动出手，从三方面斩断歪理流毒。其一，学术清浊，由文物、史学权威部门发布定论，明确“向宛洛”乃军事规划，与躬耕地无涉，认定祝总斌之说为错误解读，纳入学术负面清单，禁止教材、官方宣传引用。其二，舆论正本，通过权威平台、科普内容，普及汉代地理、《出师表》原文、南阳考古实证，戳穿歪理逻辑，让民众认清其水货本质。其三，源头追责，严查背后利益链条，对资助歪曲史学、炮制伪论的机构与个人，依法依规处置，杜绝再请“水货专家”谋利惑众。
《伊索寓言》里农夫暖蛇反被咬伤，祝总斌这般拿人好处、乱解历史的“专家”，就是史学界的冻蛇，离世仍留毒牙。刑不追逝者，法要护史实；人虽作古，论必清零。国家出手，不是追究逝者，是守护历史真相；不是纠结旧账，是肃清文化流毒。唯有如此，才能让歪理不再惑众，让学术回归良知，让“躬耕于南阳”的史实，不再被诡辩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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