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三年时，朱祁镇私下问大臣李贤一句话：当年的“夺门之变”，到底有没有必要？
李贤没拐弯，直接告诉他，其实根本没必要。那时候景泰帝朱祁钰病得很重，又没有儿子。
按祖制，皇位只能在先帝这一支血脉里传，能接班的人，不是快病死的弟弟，就是当太上皇的哥哥朱祁镇。
就算不马上复位，将来立朱祁镇的儿子，他依旧是太上皇，地位摆在那里。
换句话说，皇位迟早会回到他这一脉，完全用不着半夜砸南宫大门，搞什么惊险复辟。
李贤这番话等于点破：所谓“夺门”，不过是自己吓自己。
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被身边人说成千难万险，还演成一出大戏。
更荒唐的是，事后他大封功臣，一口气封了四千多人，这些人多半是徐有贞，石亨一派拉来的投机者，本事不大，抢功第一。
他们把一次本可平稳过渡的皇位更替，说成生死一线的壮举，好让自己捞个“拥立之功”。
朱祁镇听明白后，才发现自己像个拿锤子砸自家没锁大门的人。
气急之下，他下令不许再提“夺门”二字，还清理那四千多名功臣。
可人能撤职，历史却改不了，因为这场本可避免的折腾，已经搭进去一个最不该死的人，于谦。
当初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为什么非要鼓动“夺门”？说白了就是为了功劳。
若等景泰帝病死，朱祁镇自然复位，那叫顺理成章，大家都有份，他们分不到多少好处。
但如果搞一场夜半政变，那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就成了“拥立功臣”，封侯拜相都有可能。
于是他们把风险全押在朱祁镇身上，趁夜打开南宫，把他推上皇位。
真正的关键人物其实是于谦，那时于谦掌握京城兵权，只要下令，政变随时能被镇压，可他没有动手。
因为一旦打起来，京城必乱，大明可能再陷内战。
为了国家稳定，他选择退让，正因为他没反抗，政变才顺利完成。
可成功之后，这些人反而觉得他是隐患。
朱祁镇一开始还有犹豫，说于谦有功，不忍杀。
徐有贞却提醒一句：不杀于谦，这场复辟就说不清名分。
意思很直白，如果不把于谦定成“奸臣”，那你这次行动就像谋反。
为了给自己行为找个正当理由，只能让于谦背黑锅。
于是，一场本为求稳的沉默，换来一纸死刑。
于谦成了替所有人擦血的那个人，而真正操盘的人，却借此捞到名利。
于谦被处死后，朝廷派人去抄家，很多人以为他位高权重，家里一定金银成堆。
结果翻遍全府，只找到景泰帝赐的蟒袍和一把尚方宝剑，被他收得干干净净。
没有财宝，没有田契，家里清贫得不像个高官。
连抄家的锦衣卫都说不出话来，一个权倾一时的人，留下的只有两件象征责任的东西。
这份清白，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力，百姓为他叹息，连敌人都敬他三分。
反倒是皇帝，在多年后才慢慢意识到问题。
朱祁镇后来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承认于谦有功，却始终没有正式为他平反。
因为一旦彻底翻案，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错杀忠臣。
直到他儿子明宪宗继位，才为于谦恢复名誉。
可人已经死了，再多追认也换不回性命。
回头看，这场所谓“夺门”，本可不发生，这条人命，本可不丢。
最大的讽刺在于，真正为江山着想的人被处死，而真正算计江山的人却得利。
等皇帝醒悟时，一切都晚了，历史记住的，不是那一夜的热闹，而是那个甘愿背锅却两袖清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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