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腊月，天津静海县的大邱庄闹出了一出荒唐戏。
市局刑侦口的几位同志本来是去办案的，没成想，前脚刚踏进村子，后脚就让人给扣了。
不光不让走，连口热乎饭、一口水都不给。
这事儿最后闹到了市长聂璧初那儿，市长亲自发了话，这几位干警才算脱了身。
按理说，警察抓坏人那是职责所在，大邱庄哪来的底气跟执法机关叫板？
这根源还得从那个被喊作“老爷子”的禹作敏身上找。
在这个村的一亩三分地上，法律条文都不如他一句话管用。
他哪怕在公开场合都敢放炮：“派出所那帮人的工资，还得靠我发呢。”
这种目中无人的劲头，是一点点惯出来的。
在老禹的算盘里，只要能带着大伙儿捞钱，规矩那就是废纸；只要村里腰包鼓了，法律也得对他客气三分。
可这笔账，他最后算砸了。
回头琢磨，禹作敏这辈子活脱脱就是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样板。
当初让他呼风唤雨的那套逻辑，最后亲手把他送进了铁窗。
咱们把日历翻回1974年。
那会儿禹作敏刚接手大邱庄支部书记的摊子。
当时的村子穷得叮当响，光棍一抓一大把，老少爷们儿吃了上顿没下顿。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坎就是：接着死守盐碱地刨食，还是担着风险去搞副业？
照那时候的风气，老实种庄稼最保险。
可禹作敏心里明镜似的：靠地吃饭就是死路一条，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也没见谁发家。
他眼光毒，想翻身，兜里得有钱；想有钱，靠种地是没戏的。
1977年换届，他当众立下重誓：三年不翻身，我自己卷铺盖走人。
这在当年就是把退路全堵死了。
既然没退路，就得杀出条血路，他盯上了办厂子。
这时候，他又走了第二步险棋：选人。
办工厂得有技术，村里有个叫刘万民的脑瓜灵活。
禹作敏根本不管什么家庭成分，也不搞什么举手表决，就要这个人的本事。
两人一拍即合，靠着轧钢厂赚来了第一桶金。
这事儿也透出了禹作敏的行事风格：能人说了算，甚至可以说是一言堂。
后来面对镜头，他直言不讳：“我的法子就是，让能人办厂，带着大家一块富。”
他甚至挑明了说，选出来的老好人没用，带不了大伙发财。
这种路数在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儿，确实快得吓人。
没几年功夫，大邱庄大变样。
什么冷轧厂、农工商总公司，后来又变成了尧舜、津美这些大集团。
村里富得流油，名气大到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登了他们的事。
要是故事到这就停笔，那就是个标准的致富神话。
可麻烦在于，钱多了，禹作敏的心态也飘了。
他觉着，票子不光能生钱，还能通天。
靠着金弹攻势，他能从上面套消息，能摆平烂摊子。
这种“钞能力”让他产生了幻觉：在大邱庄这片地界，他就是真正的土皇上。
于是，他开始把大邱庄往“独立王国”上整，水泼不进。
在这里头，法律是个摆设，家法才是王道。
他那两个才二十出头的儿子，年薪拿到了七十万，那是啥概念？
那时候谁家有个一万块都得横着走。
七大姑八大姨把控着要害部门，大邱庄活脱脱成了“禹家大院”。
要是光任人唯亲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他开始迷信拳头。
1990年，有个司机随口提了一嘴他闺女的彩礼，禹作敏觉得丢了面儿，直接私设公堂，把人关起来毒打，最后逼得那司机喝药自尽。
同年，副厂长刘金会跟禹作敏的侄女拌了几句嘴。
好家伙，禹作敏的家里人带头，硬是把刘金会的老爹刘玉田给活活打死了。
出了人命，禹作敏一点不慌，还丧心病狂地搞了个“批斗会”，想用人海战术把杀人的罪名给抹平。
那会儿的禹作敏，脑子里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公家的权，什么是自己的私欲。
他认定大邱庄是他一手带起来的，这儿的人命就该攥在他手心里。
这股疯劲儿在1992年到了头，也就是开篇说的那档子事。
起因是一笔糊涂账。
华大集团的老总病死了，账上几千万不翼而飞。
禹作敏火了，下令彻查。
负责基建的那个26岁外地小伙危福合成为了出气筒。
12月13日，整整七个钟头的折磨，打手们皮鞭、电棍轮番招呼。
危福合身上被打出了380多处伤，最后没挺过去，人没了。
弄出了人命，禹作敏压根没想自首，而是慢悠悠给市局挂了个电话，那口气轻飘飘的，好像死的不是人，是一只鸡。
等警察火急火燎赶到，他不光不配合，还觉得警察是来找茬的。
扣人、封路、扇乎村民闹事，全套手段都使上了。
他心里那个算盘估计是这么打的：法不责众嘛。
我有钱有势，全村老小都听我的，上面能拿我怎么着？
可这回他算是彻底栽了。
他惹的不是某个人，是国家机器的红线。
面对大邱庄的暴力抗法，天津市局不得不调兵遣将，400名警力集结待命。
这时候禹作敏还在那儿蛊惑人心，说什么有一千多人要血洗大邱庄，让大伙儿抄家伙“保家卫国”。
工厂停了，学校关了，大邱庄成了法律管不着的孤岛。
这种对峙明摆着是以卵击石。
市委工作组迅速进驻，随着调查铺开，禹作敏藏匿罪犯、作伪证、行贿这些烂事儿全被抖搂出来了。
1992年12月15日，禹作敏进了局子。
后来判了20年。
入狱那天，警车开道押送。
随着铁门在他身后重重关上，那个呼风唤雨的“庄主”日子，算是彻底翻篇了。
在号子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硬汉”没多久就垮了。
失眠、焦虑，甚至出现了幻觉。
人的身子骨往往是从精神先垮的。
以前他是大邱庄的天，现在就是个一身病的老头。
1999年10月，禹作敏在天和医院心脏病发作，走了。
说来讽刺，据说他出生前三天，家里屋顶有白鹤盘旋，算命的说这是“贵人”降世。
他确实带着大伙儿穷日子翻了身，可也没逃过人性的贪婪和狂妄，最后成了法治路上的反面教材。
禹作敏走后，大邱庄疼了一阵子。
贷款难了，重工业也受打击。
但大邱庄人也像当年禹作敏盼的那样，挺有韧劲儿。
他们转行搞电线、搞新材料，日子慢慢又红火起来。
只不过这一回，做的是规矩生意，办的是正规企业，再也不是那个“所长工资我来发”的草莽江湖了。
回头琢磨禹作敏这一辈子，他的悲剧就在于位置没摆正。
他把时代的运气当成了自己的能耐，把有钱的话语权当成了凌驾法律的特权。
他以为自己在大邱庄搞了一套高效的“独立规矩”，殊不知，任何跟法治对着干的效率，最后都得加倍偿还。
这笔账，从一开始就是亏的。
信息来源：
任庆起.禹作敏:服刑的日子[J].法学天地,2001(09):50-52.
李漠.今日大邱庄[J].小康,2007(09):52-57.
徐如俊,张宿堂.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纪实[J].现代农业,1993(1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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