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门咔嚓一声关上。法国贵族多纳蒂安·阿尔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不知道这次自己将被囚禁多久。他早已熟悉牢狱的坚固、潮湿的囚室以及无休止的等待。
但这一次，起因既非私人丑闻，也非家人为避免家族蒙羞而发出的监禁请求：罪魁祸首是一本书，或者确切地说是两本——《朱斯汀》与《朱丽叶》。在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政权眼中，这些并非虚构故事，而是危险的炸药。
在这两部小说里，欲望恣意妄为，美德遭受惩罚，而罪恶却日益滋长。
萨德并非第一个因书写超越“可接受界限”的爱情而获罪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罪名有时是“异端”，有时是“淫秽”，近年则演变为“违背公共道德”或“非法经营”。但结局始终如一：监禁。
1572年，在西班牙反宗教改革时期，西班牙修士路易斯·德·莱昂被捕并被押送至巴利亚多利德的秘密监狱，在那里被囚禁至1576年。
他的罪行并非撰写淫秽诗篇或冒犯王室，而是将《雅歌》翻译成了卡斯蒂利亚语。
此外，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批评者指责他将这些诗篇视为“亵渎爱情”之作，认为他只关注字面含义，而刻意忽视了将恋人比作基督与教会的传统寓意解读。
在监狱中，尽管被隔离且无法接受圣礼，他仍完成了《基督之名》的大部分创作，将牢房变成了思想的殿堂。
这一事件传递的信息清晰明了：即使是圣经中的爱，若未经官方中介解读，也可能被视为颠覆性的内容。
萨德的一生充满了囚禁岁月，他在不同的监狱中度过了近27年。1801年的逮捕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因匿名出版的《朱斯汀》与《朱丽叶》被指控为淫秽作品而下令逮捕他。拿破仑宣称，《朱斯汀》是“堕落想象力所能催生的最骇人听闻的著作”。
与以往因家书要求平息丑闻而遭遇的软禁不同，这次是国家机器直接对作家采取了行动。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选择将其行政拘留，而不予公开审判，因为审判只会助长那些当局试图压制的思想。
在旺斯堡或巴士底狱等要塞中，萨德曾疯狂地进行写作。《索多玛的120天》便是在墙壁夹缝中写就的卷轴，证明了他即便身处威胁之中，仍对书写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
1803年，他被转移至沙朗顿精神病院，被诊断为“放荡型精神错乱”。尽管院方禁止他写作，但他仍坚持与其他囚徒组织戏剧演出。
萨德的小说不仅描绘了极端的性行为，更瓦解了当时的道德与宗教根基。当权者意识到，这些作品并非单纯的淫秽故事，而是对权威结构的激进批判。于是，监禁成为了唯一的回应。
1748年，英国作家约翰·克莱兰因欠下840英镑债务被囚于弗利特监狱。这位曾任英国驻孟买行政官员的知识分子，归国时已陷入赤贫。
正是在此境遇下，他创作了《风尘女子回忆录》，即广为人知的《芬妮·希尔》。
1749年出版后，克莱兰及其出版商仍因“淫秽诽谤”和“腐蚀国王臣民”的罪名被捕。
在法庭上，克莱兰采取了务实的策略：他收回言论，将著作动机归因于经济困境，并表示希望烧毁该书。虽然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长期监禁，但该作品仍遭到了长期禁令。
此后两百余年间，该书一直在地下市场流传，历经多次司法诉讼。直至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才最终裁定：凡具备“最低社会救赎价值”的作品，均不能被简单视为淫秽。
1895年，爱尔兰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从伦敦最负盛名的才子沦为“严重猥亵罪”的罪犯。在他对昆斯伯里侯爵提起的诽谤诉讼失败后，其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反而被用作对他进行道德审判的证据。
律师爱德华·卡森援引小说片段，暗示书中巴兹尔·霍尔沃德与道连的关系掩盖了同性恋倾向。
王尔德试图捍卫艺术的自主性，他主张作品不应以外部道德标准评判，而应以其审美完美性为准。维多利亚时代的陪审团拒绝接受这种区分。
王尔德最终被判处两年苦役，并被押往雷丁监狱。强制缄默、体力透支和系统性的羞辱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与社会地位。
但这段痛苦经历也催生了《深渊书简》和《雷丁监狱之歌》。在这些作品中，深沉的痛苦与同情取代了他早期喜剧作品中璀璨的享乐主义。
2016年，埃及作家艾哈迈德·纳吉因小说《使用生命》被判处两年监禁。
叙事在关于性、毒品和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琐碎对话中穿梭，背景中却浮现出近乎末日的景象：风暴与地震将金字塔化作了一堆瓦砾。
矛盾的是，这部小说此前已获得审查委员会的出版许可。但上诉法院援引《刑法》第178条，以“有悖公共道德”为由予以处罚——尽管2014年埃及宪法明确禁止因艺术创作而监禁艺术家。
纳吉在托拉监狱度过了十个月，与普通罪犯和政治犯同处一室。这段经历催生了《腐朽的证据》，书中描绘了狱中的香烟经济、即兴游戏以及对抗非人化的斗争。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市欲望与露骨语言仍成为监禁的理由。指控不再是“异端”或“亵渎”，而是“伤害敏感性”。
历经五个世纪与不同的政治体制，审查的逻辑始终如一。“淫秽”的定义不断变化，而控制的冲动却永恒不变。
监禁鲜少能真正抹去这些书籍。相反，迫害赋予了它们历史的厚重感：高墙或许能禁锢躯体，却禁不住思想，更遑论那些书写欲望的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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