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一生，始终以“做圣贤”为初心，从12岁立下“天下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的定论，到龙场悟道、平定宁王叛乱，再到心学体系的最终形成，每一步都在践行这份初心。
12岁那年，王阳明在北京私塾读书，忽然问老师：“何谓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当然是读书登第，像你父亲那样中状元光宗耀祖。”他严肃摇头：“我觉得不是，天下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父亲王华笑着问：“你知道圣贤是什么吗？”他脱口而出：“圣人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番话让在场大人惊异——一个孩童，竟将功名利禄抛在身后，把“成圣”当作人生终极目标。
少年时的王阳明早慧且倔强。七岁痴迷象棋，母亲担心影响学业，趁他不在将象棋扔进河里，他难过之余写了首诗：“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溺水同时休。车马千里随渡去，相士和川逐浪流。”10岁随祖父王天叙赴京，途经镇江金山寺，祖父的诗友让他以寺为题作诗，他挥笔写就：“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众人再让他以“蔽月山房”作诗，他脱口而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高月更圆。”面对赞誉，他却淡淡说：“文章小事，何足挂齿。”在当时，文章是入仕的敲门砖，他却视若等闲，只因心中装着更大的“圣贤志”。
科举之路，是王阳明第一次直面“成圣”的考验。22岁参加会试，落第；25岁再考，又落第。有人因落第嚎啕大哭，他却无动于衷。父亲安慰他“下次再努力”，他笑说：“你们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动心为耻。”在他看来，真正的耻辱不是失败，而是因失败而乱了本心——成圣之人，要“不动心”，面对得失宠辱，始终泰然处之。
35岁时，王阳明因得罪权臣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那里是蛮荒之地，他从养尊处优的官员变成亲自耕田做饭的农夫，仆从们抱怨连连，他却心态平和：“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在龙场的孤寂岁月里，他昼夜反思，终于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不必向外求理，这就是“心即理”的起点。此后，他的心境更澄明，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甚至在龙场讲学，将修心之法传给弟子。
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王阳明时任江西巡抚，仓促集结军队。众人建议直救安庆，他却坚持攻南昌——这是宁王的老巢，攻之必让宁王回援。为了扰乱宁王军心，他伪造公文，故意让宁王得到，公文里说朝廷已派十万大军前来平叛。有人质疑：“这有用吗？”他反问：“朱宸濠会疑吗？”众人答“会”，他笑：“他一疑，事就成了。”果然，宁王因怀疑朝廷早有准备，犹豫不决，错失战机。叛乱平定后，朝廷不仅没封赏，还有人想构陷他。他主动将战功让给太监，称病避祸，神色自若——成圣之人，不恋功名，只守本心。
晚年的王阳明，将一生修心经验总结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核心。“心即理”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心是天理的源头，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致良知”是去除私欲，让心中的良知显现，“一念发动处”就要为善去恶；“知行合一”则是将知与行统一，不是“先知后行”，而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真正的成圣，是破除心中的私欲、杂念，让良知指引每一次选择。
王阳明的一生，从12岁立“圣贤志”开始，历经科举失败、贬谪磨难、平叛考验，最终形成心学体系。他用行动证明：“天下第一等事”从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守住本心，做一个“致良知”的人——这，就是他的“圣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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