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1980年,地点是首都北京。

此人名叫沈醉,以前是军统局的少将处长,还当过保密局云南站的一把手。

这回,他头顶上的帽子换了,从人人喊打的“战犯”变成了光荣的“起义将领”。

帽子一换,身价倍增,看病都能享受副部级的规格了。

这事儿要是搁在1949年,说给鬼听鬼都不信。

要知道,当年的沈醉可是名声在外的特务头目,号称戴笠手底下的“四大金刚”。

那双手沾了多少血?

按常理推断,这种人就该在牢房里待到海枯石烂,把牢底坐穿都算轻的。

谁成想,这家伙不但全须全尾地走出来了,日子过得还挺滋润,活得比谁都明白。

不少人觉得这是他命好,或者是赶上了宽大处理的好政策。

这话没错,但没说到点子上。

要是咱们把他这大半辈子掰开揉碎了看,你会发现,能从那个乱世漩涡里爬上岸,靠的可不是撞大运,而是一套精明到骨子里的“保命算盘”。

每逢大难临头,他心里那笔账,算得贼清楚。

镜头拉回到1949年的昆明。

那会儿,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了。

偏偏在这时候,保密局把沈醉发配到云南去当站长。

这活儿简直是往火坑里跳,旁人都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往岛上跑,他却被扔在这个随时会炸的火药桶上,上头给的任务就一条:盯着“云南王”卢汉,实在不行,就做了他。

这纯粹是蒋介石想在大西南布的一步死棋。

昆明的局势那叫一个扑朔迷离。

毛人凤那只老狐狸信不过沈醉,特意把心腹周养浩、郭旭派过来当钉子。

这么一来,传说中的军统“三剑客”——徐远举、周养浩再加上沈醉,算是凑齐了。

人是凑齐了,心早就散了。

大伙儿都清楚这艘破船要沉,谁都防着身边人,生怕挨了黑枪。

这种窝里斗的局面,正合毛人凤的心意——只有底下人斗起来,他才好在上面遥控指挥。

就在这节骨眼上,卢汉先下手为强。

那天,沈醉冷不丁接到个口信:卢主席请你去府上“开个会”。

这哪是开会,分明就是摆下了鸿门宴。

去,还是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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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摆在沈醉面前的第一道鬼门关。

要是个没脑子的莽夫,这会儿估计要么拔枪硬干,要么撒丫子跑路了。

可沈醉脑子转得快,他盘算着:

不去?

那就等于直接翻脸。

自己在明处呆着,卢汉在暗处躲着,只要不去,连个回旋余地都没了,立马就是通缉令满天飞,死路一条。

去呢?

虽说是九死一生,但只要能见上面,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也能凭嘴皮子搏一搏。

于是,他把心一横,去!

当然,他也没蠢到把自己这百十斤肉全搭进去。

出门前,他特意把副站长拉到一边交代后事:我要是回不来,你千万别带人来送死。

赶紧把那些要命的档案烧了,领着弟兄们去国军大部队那边避避风头,保住老本才是正经。

这招棋走得那是相当高明,既给自己留了一线生机,又把后路铺好了。

果然不出所料,沈醉前脚刚迈进卢公馆,后脚就被下了枪。

跟他一块儿倒霉的,还有从淮海战场捡了条命回来的李弥,以及第二十六军的军长余程万。

这几位被关在一块儿,吓得脸都白了,生怕卢汉为了表忠心,把他们拉出去祭旗。

这时候,卢汉摊牌了:只要你们点头支持起义,脑袋就能保住。

这就是第二道坎儿了。

签字,还是不签?

那时候沈醉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甚至还琢磨着怎么翻盘。

可人家枪口顶着脑门,硬碰硬就是找死。

于是,沈醉演了一出好戏:他不光痛快地在通电上签了名,还特别“识相”地掏出钢笔,刷刷写了一道手令。

这手令是写给云南所有潜伏特务看的,意思就几条:听卢主席的话,别抵抗,把枪交出去,向当地驻军投降。

谁能想到,正是这几行不起眼的字,三十年后成了他的救命符。

话说回来,咱们得看清事实,那会儿沈醉可不是真心想投诚。

这边字刚签完,转头就跟李弥、余程万他们嘀咕怎么搞破坏。

后来蒋介石派飞机来炸昆明,沈醉的手下趁乱还真搞了几次袭击,想配合外面反攻。

只可惜这点动静实在太小,眨眼功夫就被摁下去了。

闹剧收场,沈醉彻底成了笼中鸟,头上多了顶“战犯”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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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既然进来了,那就老实等着挨宰吧。

看看周围那些国民党大员,要么哭得跟泪人似的,如丧考妣;要么死猪不怕开水烫,摆出一副成王败寇的臭架子。

就拿那个周养浩来说,在重庆监狱一见着沈醉,眼珠子都红了,冲上来就要拼命。

在他眼里,是你沈醉发通电把大伙儿给卖了,你是叛徒。

可沈醉呢?

他偏偏走了第三条路:不仅配合,而且是全力配合。

这人太精了,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深知“坦白从宽”不是句空话。

既然硬抗没好果子吃,不如换个活法。

进了号子以后,他干了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儿:把自己以前干的那些烂事,竹筒倒豆子全说了。

不光说自己的,还特别“热心肠”地帮着回忆别人的。

谁藏着掖着,谁干过啥坏事,他全给抖出来,一点渣都不剩。

在特务那行里,这种行为叫卖友求荣,要被戳脊梁骨的。

但在战犯管理所,这叫“改造积极”。

别看沈醉那时候一身毛病,眼睛发花,屁股上还有陈年痔疮,干起活来却像打了鸡血。

缝衣服、剃头、挑大粪,哪里苦累去哪里,从不喊冤叫屈。

这份“识时务”让他赚翻了。

1960年,国家特赦第二批战犯,沈醉的大名就在榜上。

他成了前两批特赦人员里,唯一一个军统核心高层。

那是1960年啊,多少罪名比他轻的人还在里面熬油呢,他已经自由了。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完了,沈醉充其量也就是个改造典型。

但他真正的本事,体现在晚年那份定力上。

60年代中叶,局势又变了,沈醉二进宫,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这一蹲就是五年。

换个一般人,刚过两天舒坦日子又进去了,心态非崩了不可,整天提心吊胆怕被翻旧账。

沈醉倒好,他居然把大牢当成了避风港。

他心里明镜似的:外面乱成一锅粥,自己这种有历史黑底子的人,在大街上晃悠随时可能被人打死。

反倒是在这秦城的高墙里面,有吃有喝有守卫,外面的红卫兵冲不进来,这儿才是天底下最保险的地方。

于是乎,在那五年里,他成了整个监狱里心态最稳的一个。

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干掉好几个大馒头,脑袋一沾枕头就打呼噜,压根不知失眠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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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1972年重获自由时,别人都瘦得皮包骨头,他倒好,还长了一身膘。

1975年跟老同学聚会,大伙儿都看傻了:这哪像刚坐过牢的?

62岁的人了,红光满面,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出来以后发生的一件小事,更是把沈醉的“生存哲学”演活了。

二进宫那几年,他的工资被停了。

按理说这钱该补,但他没像别人那样脸红脖子粗地去闹,也没写什么申诉状。

就是跟工作人员闲磕牙的时候,看似随口提了一嘴:“哎,二进宫那会儿,工资好像断了。”

点到为止,一句牢骚都没有。

听话听音,工作人员也是个明白人。

没过多久,上面的批条就下来了,把停发的钱一次性全补齐了。

这笔钱有多少呢?

当时他跟杜聿明、王耀武这帮人在一块儿共事,一个月也就拿个百十块钱。

五年攒下来,直接发了五百块。

在那个年头,这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

身份有了,钱袋子鼓了,身体还倍儿棒,沈醉这晚年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闲着没事他就写回忆录,把当年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写成书。

至于那张让他翻身的关键底牌——1949年在卢汉家写的那张“手令”,其实一直在档案库里睡大觉。

直到1956年才被人翻出来,到了1980年,经过反复核实,组织上终于拍板:虽说沈醉当时心里未必愿意,但这白纸黑字的手令是实打实发下去了,客观上也确实少死了不少人,这就符合起义将领的杠杠。

这大概就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但在当年插柳的那一瞬间,沈醉确实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1996年3月18日,这位风云人物在北京闭上了眼睛,活了82岁。

回头瞅瞅他这一辈子,真是充满了讽刺和现实的味道。

那些自吹硬骨头、讲究杀身成仁的特务们,大都变成了历史尘埃里的灰烬。

反倒是沈醉,这个被同行骂作“软骨头”、被看作墙头草的家伙,硬是笑到了最后。

他肯定算不上英雄。

但作为一个在历史夹缝里求生存的小人物,他把“审时度势”这门学问,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就像水一样,装进方瓶子是方的,装进圆瓶子就是圆的。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太硬的东西往往碎得最快,反倒是这种柔软的身段,有时候能活得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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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就是沈醉留给后人的一道思考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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