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已经在湖南常德西洞庭农场扎根五年的阎长贵，手里捏着一张调令，是要他回北京的。
按理说，这事儿能让人乐得找不着北，毕竟那个年头，大伙儿削尖了脑袋想进大城市，能杀回北京，简直是祖坟冒青烟的美事。
可阎长贵愣是挤不出一丝笑脸。
心里头堵得慌，像塞了团棉花：自己走没问题，户口本来就在那儿摆着。
可老婆孩子咋整？
那会儿是计划经济，户籍这道坎儿比铁门还硬。
妻儿老小全是农业户口，想跟着进京，就得跨过“农转非”这道天堑。
这难度，也就比上天摘星星容易那么一点点。
这事儿要是不成，一家人还得两地分居，要么老婆带孩子回山东老家，要么继续蹲在湖南农场，反正就是去不了北京。
就在他愁得满屋子转圈，甚至做好了又要跟家里人分开的最坏打算时，农场的一把手覃正彦推门进来了。
覃正彦也没废话，直接甩出一句：你老婆孩子“农转非”的手续，我替你跑完了。
这一嗓子，让阎长贵彻底把这位书记给看明白了。
这哪是简单的搭把手啊，这分明是在下一盘大棋。
要理清这盘棋的纹路，咱们还得把日历往回翻四年。
1975年5月22日，秦城监狱。
专案组冷着脸对阎长贵宣布：放人，去湖南农场劳动，等着最后的结论。
那时候阎长贵是个啥处境？
说起来挺尴尬。
要把履历亮出来，那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材生，1967年1月就住进了钓鱼台11号楼，那是楼里头一份的机要秘书，学历最硬的一个。
可看眼下的光景，1968年1月稀里糊涂进了局子，在里面蹲了七年半。
如今虽说是放出来了，可“帽子”没摘，脑袋上还顶着个“待定论”的标签。
这种人在当时，就是个谁碰谁烫手的热山芋。
按规矩，出狱后能赖在北京七天处理私事。
可阎长贵连个落脚的窝都没有。
原单位宿舍是别想了；想把存着的衣服书本拿回来，工作人员两手一摊：“早让你儿子领走了。”
儿子？
他进去那会儿孩子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娃娃，这会儿都窜成中学生了。
北京没地儿住，山东老家也回不去，他只能提溜着行李卷，坐着况且况且的绿皮车，一路晃到了湖南常德西洞庭农场。
这会儿，摆在农场一把手覃正彦面前的头道难题来了：这尊菩萨怎么供？
这火候极难掌握。
活儿派重了吧，人家到底是人大哲学系的秀才，在牢里把身子骨都熬干了七年半，真要累出个三长两短，没法交差；活儿派轻了，或者是放到了要害部门，万一上头风向一变，那就是立场问题。
覃正彦这人，肚子里有货。
他是1928年生人，建国那年参加工作，当过乡长、县委副书记。
1971年调到西洞庭。
他手里管着的这个农场，简直是个异类。
全国国营农场都在赔本赚吆喝的时候，西洞庭却是红旗单位，年年进账。
凭啥？
就凭覃正彦胆儿肥，不搞大锅饭，搞起了责任制。
对待阎长贵，覃正彦的第一步棋走得极稳。
他没把阎长贵扔进要把人累脱形的“稻田班”。
在南方泥地里滚过的人都懂，水田那是能要人半条命的。
琢磨着阎长贵是个拿笔杆子的，覃正彦把他划拉到了“棉花班”。
虽说也得顶着大太阳暴晒，皮都得晒掉几层，但这已经是农场体力活儿里的“头等舱”待遇了。
另外，生活上覃正彦给足了面子。
他让阎长贵住在农科所，锅碗瓢盆、铺盖卷儿给配得齐齐整整。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一个刚从大牢里出来的人，没挨白眼，没被关小黑屋审查，反倒直接被当成了“自己人”对待。
但这不过是个歇脚的中转站。
没过几天，覃正彦就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个“人才”榨出油来。
这下子，覃正彦迎来了第二个决策点。
起初，他想把阎长贵塞进农场宣传部。
单看人岗匹配，这简直是绝配。
但这路走不通。
阎长贵的政治结论还悬在半空，进宣传口属于“政审不过关”。
那就换个地儿。
覃正彦大笔一挥：去场部农业科。
这个决定，差点把阎长贵给“送走”。
农业科听着像是坐办公室喝茶的，其实是个苦差事。
得在全场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界上到处跑，风里来雨里去，哪个分场都得转悠到。
得亏阎长贵有个邻居是农业科副科长，赶紧跑来透实底：“这活儿你干不了。”
邻居飙了句常德土话，叫“耐不活”。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身板扛不住，得活活累死。
阎长贵摸了摸自己那副被七年半牢狱掏空的架子，确实是“耐不活”。
于是，一幕奇景出现了：一个戴罪之身、等着听候发落的人，居然跑去找领导讨价还价，说这活我不干，能不能换个样？
换个别的领导，这会儿估计早就拍桌子骂娘了：给你脸了是吧？
你是来改造的还是来当大爷的？
可覃正彦没发火。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精：我要的是阎长贵的本事，不是要他的老命。
让他去农业科跑断腿，是浪费脑细胞；让他去干苦力，是浪费肚子里的墨水。
既然“耐不活”，那就干点能活的。
覃正彦拍了板，做了第三个决定：去农科所的学校教书。
这消息一出，农场里炸了窝。
不少人红眼病犯了，凭啥对他这么优待？
覃正彦怼得硬气：“你们谁要是能教书，我也让你们去。
人家是人大毕业的高材生，咱们这就缺这种教书先生。”
这就显出覃正彦的眼界了。
西洞庭农场在他手里之所以能五脏俱全，有学校、医院、银行，还能赚钱，就是因为他看重“生产力”。
在他眼里，阎长贵的“哲学系背景”不是政治包袱，那是打着灯笼难找的教育资源。
他甚至立了规矩，农场谁家娃考上大学，学费场里包圆。
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只有知识才能让这个封闭的农场转得动。
在学校教书的日子，成了阎长贵最舒坦的时光。
老婆、儿子、爹妈都接来了。
一家人在小破屋里吃了顿团圆饭，这顿饭晚了快八年。
虽说没啥山珍海味，但吃得心里那个踏实。
平时家里缺柴火，那可是过冬保命的东西。
阎长贵一家刚来，两眼一抹黑，连斧头都不会使。
邻居们没看笑话，这家匀一把，那家凑一点，帮他们熬过难关。
甚至有人手把手教这个大知识分子怎么劈柴。
这种热乎劲儿，让阎长贵甚至有了“乐不思蜀”的念头，把西洞庭当成了第二故乡。
直到1979年那张调令飘然而至。
覃正彦主动揽下“农转非”这档子事，看着像是顺水推舟，其实担着天大的风险和成本。
那会儿农场是国营的，每一个“转非”指标都金贵得很。
再说，阎长贵这一走，大概率是黄鹤一去不复返。
按常理出牌：人都要走了，还在他身上浪费指标干啥？
这就是典型的“人走茶凉”剧本。
可覃正彦偏不这么想。
他帮阎长贵解决后顾之忧，一是对读书人的敬重，二是做个长线投资——不图啥回报，就图个心安理得。
他不忍心看一个人才因为户口这种破事，不得不再次骨肉分离。
事实证明，他看人看准了。
阎长贵回北京后，一直念叨着西洞庭农场。
他在回忆录里一遍遍提起那段日子，提起覃正彦。
后来，覃正彦在农场干到1988年退居二线，1991年退休。
他把自己最好的八年扔在了那里，也把一个原本可能充满苦涩的流放地，变成了一个让落难读书人感到暖和的避风港。
如今回头看，阎长贵在西洞庭的五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是一场关于“人”的胜利。
在那个荒诞的年代，覃正彦没把阎长贵当成一个“麻烦”，而是当成一个人，一个有用的人。
这点念想，在当时比金子还贵重。
信息来源：
《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 合著，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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