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伟 整理：雨打芭蕉）
我爸走的那天，殡仪馆的车停在楼下。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把担架抬上去，脑子里想的不是哭，是一张纸。
那张纸在我上衣内兜里，叠得四四方方，边角已经被汗浸软了。是一张欠条，农村信用社的，80万。
六年前我第一次签借款合同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六年后的今天，我看着那张纸，手不抖了，心也不会疼了。可能是疼麻木了。
2017年秋天，我爸在县医院查出胃癌。
那天我正开着货车从广州回湖南，接到我妈电话，说县医院让转院，胃镜看到一个“大东西”。我把车停在服务区，在厕所蹲了半小时。出来时腿是软的，但脑子已经想好了：去长沙。
那是我们去的第一个城市。
湘雅二院，病理回报：胃腺癌，局部晚期。医生说先化疗，争取手术。第一个疗程住院21天，自付两万三。我把货车卖了，加上存款，凑了八万。
第一次抵押房子，是2018年春节前。化疗四个周期后评估，肿瘤缩小了，可以做手术。手术费押金八万，术后还要继续化疗。医生说，做好准备，胃癌术后五年，是个长期抗战。
我妈在电话里说，那就押吧。我回老家办了手续，把那套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抵押给银行，贷了20万。
那年我爸62岁。手术切了三分之二的胃，出来时身上七根管子。我守在ICU外面，一天一夜没合眼。第三天转普通病房，我爸睁开眼看我，第一句话是：“车卖了？”
我说嗯，以后不开长途了，在长沙找份工。
他闭上眼睛，没再说话。
2019年，术后复发。CT显示腹腔淋巴结肿大，吻合口也有可疑增厚。医生说，可能要做二次手术，但风险高，建议先换方案化疗。
那年我带着我爸去了第二个城市——广州。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从湖南坐高铁过去，三个半小时。我爸术后瘦了三十斤，坐在座位上，安全带要勒到最紧才不会滑。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办法，就去。
广州的治疗持续了两年。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爸因为化疗后白细胞低，发烧住进急诊留观。医院规定只能一人陪护，我在急诊外面走廊蹲了三天三夜，困了就靠着墙眯一会儿。保洁阿姨看不过去，给我拿了个纸板垫着。
那年我又回老家办了第二次抵押。房子已经押过一次，再押只能做二次抵押贷款，利息高，期限短。银行的人说，你想清楚，这钱还不上，房子就没了。
我说想清楚了。
2021年，我爸病情第三次进展。这次是肝转移。医生说，胃癌肝转移，能用的方案不多了，可以试试免疫治疗，但效果因人而异，费用不低。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问医生，多少钱。”
那年我去了第三个城市——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挂号要提前两周抢，特需门诊一次八百。我住在一晚上六十块的青旅，八人间，上下铺。同屋的都是外地来求医的人，有东北的，有新疆的，有云贵的。晚上关灯后没人说话，但都醒着，都盯着天花板。
上海的专家看了片子，说可以先做局部介入，再联合免疫治疗。我问效果怎么样。他说，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能控制一两年，有人几个月。费用的话，一年大概三十万左右，医保报一部分，自费十几万。
我在医院门口坐了一个小时。打电话给我妈，她说：“借吧。”
第三次抵押，是2022年。这次是民间借贷，房子已经抵给银行，再做不了正规贷款。中介说，月息一分五，先息后本，一年期。我问他，如果还不上呢？他说，那就只能卖房子了。
我签字的时候，手没抖。
2023年，我爸开始用轮椅。肿瘤消耗加上长期治疗，他瘦到只剩90斤，躺在床上像一片落叶。我每天给他翻身、擦身、换尿垫，做流食、喂饭、按摩。有一次喂饭的时候，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出奇。
他说：“伟儿，够了吧。”
我说什么够了。
他说：“我够了。你别再借钱了。”
我说你别瞎想，好好吃饭。
他看着我，眼睛浑浊，但亮了一下。他说：“我这一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现在给你留下一屁股债。”
我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消防通道里哭了半个小时。哭完擦干脸回去，他睡着了，呼吸很浅，胸口微微起伏。我坐在床边，看着那张瘦得脱相的脸，想起小时候他扛着我赶集，买糖葫芦给我吃。那时候他多壮，一只手就能把我举过头顶。
2023年秋天，我爸开始嗜睡，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医生说，终末期了，可以考虑转回本地医院。我问他还有多久。他说，可能就这一个月。
我带他回了老家。
县医院肿瘤科，病房在四楼，窗外能看见远处的麦田。我爸清醒的时候，就看着那片麦田发呆。有一次他忽然说：“收了这一季，该种冬小麦了。”
我说嗯。
他说：“我怕是看不到了。”
那年冬天，他没熬过去。
11月17号凌晨两点，他走了。走之前醒过来一次，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伟儿，下辈子换我当你爸，我还你。”
然后他闭上眼睛，监护仪上的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葬礼那天，老家的亲戚都来了。有人说，老李命不好，苦了一辈子，没享到福。有人说，伟儿是个孝子，六年啊，不容易。有人问，花了多少钱？我没回答。
丧事办完第二天，我去信用社查账。六年，三座城市，三次抵押，所有能借的渠道都借遍了。最后那张清单上，本金加利息，一共欠着80万。
80万，以我在县城打工的工资，不吃不喝要还十五年。
那天晚上我坐在老房子里，把所有的单据摊在桌上。住院押金、手术费、化疗费、靶向药发票、免疫治疗账单、交通费、住宿费、借条、合同……厚厚一摞，用皮筋扎着，差不多有十公分高。
我妈在旁边坐着，不说话。过了很久，她说：“房子，可能保不住了。”
我说嗯。
她说：“你以后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
那一夜我们坐到天亮。窗外那棵我爸年轻时种下的枣树，叶子都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
我爸走后第四个月，银行来收房子。我站在门口，看他们贴封条。那扇门是我爸二十年前亲手装的，红漆木门，每年过年他都重新刷一遍。现在上面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封条，写着“查封”。
我妈搬去了我姐家。我一个人在县城租了间民房，三百块一个月，上班骑电动车二十分钟。
欠的钱，我还在还。每月还三千，还完还剩两千五，够吃饭和交房租。要还多少年，我没算，不敢算。
前几天翻我爸留下的东西，发现一个笔记本。是他住院时写的，歪歪扭扭的字迹，记的是每天的吃药时间、体温、饭量。最后一页写着：
“伟儿今天又去借钱了。我这一辈子，欠他太多。”
笔记本合上的时候，夹层里掉出一张照片。是我小学一年级入学那天照的，我背着新书包，他站在旁边笑，手搭在我肩膀上。那年他35岁，头发还是黑的，脸上没有皱纹。
我把照片贴在出租屋的墙上。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看着那张照片。看很久，然后关灯，睡觉。
日子还要过。债还要还。路还要走。
有些事，没办法。但有些事，不后悔。
六年，三座城，80万。
换我爸多活了一千九百天。
值不值，我不知道。但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因为那是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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