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史学史研究者构建了三种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体系，即辞典类、汇编类、编年类。史料范围大体框定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深刻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习惯和工作模式。中国史学史学科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个史料学问题：第一，厘清基础史料范围，夯实学科根基。第二，强化“古今兼顾”的史料意识，拓宽史料学视野。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料学，一是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二是专题史料的搜集与出版；三是专门数据库的建设与人工智能运用；四是编纂一部《中国史学史史料学》，重点讨论中国史学史的史料范围、类型、层次、源流、版本、价值，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史料疏通与排比问题、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处理策略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 史料学 学科建设

作者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成都 61006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4期P63—P71

责任编辑：武雪彬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诞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经过几代学人接续不断地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在这一历史时刻，对中国史学史予以梳理、反思、探索，无疑是必要且有益的。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史料学角度就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谈一点思考。对于初入中国史学史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历代前贤三千年间留存下来的关于史学的认识、论述和活动在给人琳琅满目之感的同时，也让人有不知从何处下手的困惑。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多年后，“史学”在哪里？既然我们注定不能走进历史，又当如何以一种人文的方式进入“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史学史”，其史料支撑是什么？在中国史学史学科语境中，如何处置新史料与旧史料？仍然困扰着我们。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

一、摸清家底：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积淀

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草创阶段，这一时期史家的要务是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叙述中国史学的来龙去脉、各历史时期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因此，他们还很难自觉地从史料学的角度深入思考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经过数十年发展，史料的集结化、系统化、去熟悉化诉求越来越强烈。为了摸清本学科“家底”，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爬梳、整理本学科的资料（既包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资料、参阅资料，也包括学科发展的资料）。这项工作可以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而1961年又是其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

1957年，杨翼骧发表“史学编年”系列成果中的第一篇论文《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宣告了他编次中国史学史资料的学术雄心，引起学术界关注。随后，在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的推动下，1961年6月，白寿彝创办国内第一种以中国史学史为专题的期刊《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不仅在刊名上突出“资料”，而且内容以刊登史学史资料为急务。正如编者所说：“我们编印这些资料，主要是供同志们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方便。编选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从古到今的有关资料。”该刊创刊号主题是“中国史学史目录十种”；第四号（1961年12月）继续刊发“中国史学史目录五种”；第五号（1962年3月）以《史记》研究为主题，包括《历代〈史记〉评论选辑（七十四则）》、《近人〈史记〉评论选辑（七则）》和“当代《史记》研究论文选”五篇；第六号（1963年4月）刊发《郑樵历史资料的新发现》；第八号（1964年6月）刊发《〈三国志〉评论选辑（六则）》和《〈后汉书〉评论选辑（九则）》，并特意转载杨翼骧的《三国两晋史学编年》，表现出对学术同道的积极回应。1964年，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纂了一册同名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该书侧重收录今人文章，与作为期刊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不尽相同，但也指向“参考资料”，似有遥相呼应、同频共振之意。1961年，中国史学史学科出现在大型工具书的类目中。《辞海（试行本）》第8分册《历史》，包括历史一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学四类。中国历史中特别设置“中国史学史·史料”一目，包括体裁、历代史料、史学专著·史论、学术史、工具书和史学家。在综合性辞书《辞海》的《历史》分册中专门设立“中国史学史”，具有认定中国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特殊意义。这些词条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史学史的史料学探索，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1961年前后，上述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建设恰恰构成一种集体有意识行为。这些工作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旨在通过专门搜集、整理史学史资料，更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通过这些工作，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料搜集的命题与思路大体明确了。1949年至1965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真可谓朝气蓬勃、云蒸霞蔚”。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的这一段繁荣景象与中国史学史在1956年、1958年被纳入新中国历史学科十二年远景规划和1961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有关。围绕本学科史料的自觉整理与积累工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云蒸霞蔚”作了初步且必要的资料准备。

中国史学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沉寂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史的史料整理再次被提上日程。最初，这项工作是通过编纂工具书得以大规模展开的。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分为断代史9卷和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科技史、史学史，共14卷。这样的结构与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学科体系的认识。其中，“中国史学史”已从中国古代史下设子目升格为独立一卷了。这不仅在内容上得到扩充，而且强化了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由吴泽、杨翼骧主编。参与撰写词条的有吴泽、杨翼骧、袁英光、刘寅生、桂遵义、仓修良、陈光崇、赵吕甫、高振铎、傅振伦、魏得良、胡逢祥、周一平、陆峻岭、李鼎芳等。这是一部有益于史料学建设的专业工具书。该书包括历史科学术语、史官、史家、史籍等，撰写词条3630个。这些词条，简明扼要，知识性强，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线索。该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史学史学习者和研究者的案头书。一般来说，辞典是工具书，但善用者亦可将之变为史料书。反过来说，史料书也未尝不是一种特殊的工具书。对这个问题，需作变通和辩证的认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本学科的史料汇编、整理、系年方面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学术觉醒。在白寿彝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印《史学史资料丛刊》：“‘五四’以来，有不少关于历史理论、历史资料、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的论述，现在很不好找了。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浩瀚史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有关论述，因未曾单行或刊本较少而不易得。我们拟就力所能及，选印一些，以供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参考。”这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建设方面，无疑是开风气之举。随后，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六编。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的瞿林东、朱仲玉、陈其泰、吴怀祺等参加编辑工作，并撰写题解。这套数十万字的资料集当时已油印流传（第一编先秦时期上册于1987年8月印行），惜未正式出版。与此同时，曾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跟随白寿彝进修的邹贤俊等人编成《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要录》，所谓“要录”有择要摘录之意，该书的史料学特点鲜明。编选者从历代史书、文集、类书、日记等文献中辑录了99位史学家、思想家有关史学的重要论述。他们在《编选说明》中明确表示只收录论史学者，不涉及史事评论。为了方便读者，还围绕史家生平及史料含义撰写提要，置于篇首。编纂这部史料集的宗旨有二，一是辅助教学之需，二是为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准备资料。用编者的话来说，历代史家“精审之言，足可为今日借鉴。无视本民族史学认识特定之思维方式及思想成就，无以言史学之继承与创新。藉此编就是书，冀有裨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张舜徽高度评价这一工作，认为“社会历史研究工作者，亦将人手一编，朝夕诵览，为用至巨，流布必远”。该书出版后，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在史学史资料编年方面，杨翼骧的成就突出。1987年，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先秦至五代）出版，此后又于1994年、1999年出版第二册（两宋时期）和第三册（元、明）。《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原始资料和最早记载为主”，将“比较重要的史学事迹按年编列，以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参考”，被誉为“学科基础建设的著作”。十多年后，乔治忠、朱洪斌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加以修订和补充，新增清代卷，于2013年推出《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堪称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料整理方面的大手笔。除了这种贯通式资料编年，也有学者用力于断代史学资料系年，举其要者，有林平的《宋代史学编年》（1994）和钱茂伟的《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二书对断代史学史资料均有考索之功。

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加快史料采择与释读的步伐。2007年，由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出版。这是一部有理论、有体系、有分量的史料书，在史料分类、拟目、新史料的开掘方面均有贡献。全书约600万字，分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三大总部，其中史学史总部又分为史学通览部、先秦史学部、编年体史书部、纪传体史书部、史馆部、史钞部和史家传记部等36部。编者搜集历代有关史学史的重要资料，在各门类下按照时间顺序予以呈现，且每条史料都拟出名称，大有益于研究者使用。以这样的体例辑录中国史学史资料，条理明晰，又揭示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对丰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面貌有突出价值。汇编类文献中，还有张越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汇编》（2009）等。

以上这些著作，主要关涉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资料方面，1991年出版了两部重要成果，分别是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和刘泽华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二书虽以“史学理论”为题，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关联密切。《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精选1840年至1949年间的90篇史学论文，其中不少论文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的范畴，书末还附录“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论文索引”。《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旨在提供“史学理论方面的历史资料”，为51种史学理论著作撰写提要，“力求通过较少的篇幅反映这些著作的最主要的观点与内容”，具有史学史资料导读的意义。而在资料编年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当推王学典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该书对20世纪百年间史学家的活动、史书出版、史学事件等以年月日编次，清理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编者强调“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也深知此书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作用，“撰写一部翔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时代愈近，资料愈多，一人之耳目识力有限，拣选提要反倒不易。经此编年，可为研究者节省不少时间，其价值不言而明。

编纂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料书，一般是为满足教学和学术研究需要，耗时较长，且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在这一学术共同体中又往往会出现一位领军人物。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白寿彝创办《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是为了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杨翼骧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想法，萌生于1942年他作为北京大学助教，帮助姚从吾抄录史学史资料之时，到2013年《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出版，凝结三代学人70年的心血。《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参编人员多达34人，瞿林东始终主持斯事，贡献最巨。

通过上述工作，研究者大致摸清了中国史学史的资料家底，初步形成了三种呈现中国史学史学科史料的体系与体例，即辞典类、汇编类、编年类。各时代重要史官、史家、史书、史学专文、史馆制度、史学思潮、史学事件、史学问题、史学争论基本被梳理出来。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正是基于对这些史料分析得出的。研究者所开拓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范围大体框定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也深刻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习惯和工作模式。没有中国史学史工作者在史料上的艰辛探索，就没有今天的学科规模与成就。当然，过去的史料辑录工作主要是为研究提供具体史料，在如何推动从史料搜集走向史料学建设方面，还有较大学术空间，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学科根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认知

历史研究无论是作为一种科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技艺，都须臾不能离开史料。看似抽象的思想史研究也是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辨、扩充为基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亦复如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学史研究不过是介绍史家生平，概括史书内容，拼接史书序跋和综括他人研究的综述而已。引用序跋，是因为序跋往往浓缩史家、史书的思想要旨，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史研究者只读序跋。研究者阅读的范围必然比引用的对象广泛得多。至于介绍史家生平、史书梗概，是为了叙述的需要和更好地说明史学问题，这不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几十年前“史学史不算一门学问”的偏见至今仍有回响。这恰恰暴露了史学发展的问题与认识短板。事实上，不管是研究一位史家、一部史学著作、一个史学问题，还是研究一种史学思潮、一个史学事件，抑或其他史学议题，学者都会尽量搜集和阐释与之相关的史料，包括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文化属性、史家的家族与生平、学术交往、政治与社会活动、史书撰写的因由与过程、史家心性、史意所在与既有研究史等。这些大体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的基本内容与侧重点。今日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厘清基础史料范围，夯实中国史学史学科根基。基础史料是指一门学科中那些具有入门必读、学科基石、研究常用等特点的史料。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它的史料边界也显得模糊，甚至因研究者的兴趣差异而表现出很大不同。有学者发现，中国史学史的史料几乎等同于中国通史的史料，但又觉察到不宜“将所有的史籍或历代的主要的史籍都笼统列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史料”，“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史料是一个富有弹性、可变通看待的范畴”。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根本特点还在于它毕竟是一门‘读书’的学问”。在“弹性”和“变通”之中，史料仍有其主干。正如学术界常言，要有几本看家的书。从史料学角度来说，所谓“看家的书”，约略相当于从事本学科研究的基础史料。

白寿彝提出的“四史六通”标注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史料的大致范围。所谓“四史六通”，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十部史书。“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一语道出了这十部书作为基础史料的地位。白寿彝在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四史六通”的思想，至1983年成文发表，中间经过约30年的思想沉淀。从正式提出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四史六通”的看法经受住了考验，并不过时。

检讨今日史学史研究之不足，有时不完全是理论、方法或者视野问题，很可能还是受限于史料掌握和研读能力，说到底是读书功夫问题。如果精研基础史料，再吸纳、借鉴、合理运用新史料、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中国史学史研究当有新气象、新作为。或许有人会说，《史通》和《文史通义》是必读书，其他几部史书则未必。对此质疑，确有说明的必要。窃以为，如果不读“前四史”和“三通”，恐怕连《史通》和《文史通义》也读不通透。假如没有“四史六通”作基础，对何谓“中国史学”难说清楚；对刘知幾和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史义、史法等层面的议论，也很难有准确的理解和切实的体会。结果只能从刘知幾到刘知幾，从刘知幾到章学诚，思想越走越窄，学术流于表象。毋庸讳言，一些史学史论著不那么令人满意，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从历史走向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特性。中国史学史以整个历史学为研究对象，不了解“史”就研究“史学”，既不合乎学术逻辑，也不尊重客观规律。

“四史六通”是针对中国古代史学而言的，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近现代史学内容。中国近现代史学流派众多，史料丰富，议题趋于多元，成果亦颇可观。哪些典籍属于基础史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相关判断也会不断变动。这里试举几种，如梁启超的《新史学》、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分别代表着清季新史学家、民国时期历史考据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本位史学派关于中国史学的思考。虽挂一漏万，但它们也约略可以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基本框架、基本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我们日常惯称的“中国史学”，就隐藏在这些典籍里。我们也是通过它们发现“史学”，进入“史学”，讨论“史学”的。当然，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一般都有稳定的学术领域，或按时代，从事某断代史学史研究，或分专题，研究历史理论、史学批评、史官制度、历史编纂学等。这些研究者在上述基础史料之外，根据自身研究领域进一步获取史料，以保证研究的深度与精度。在基础史料与其他史料之间沉潜考索，庶几可得中国史学之梗概与要义，读人人可见之书，讲他人没有说过的话，做有思想的史学史研究。

第二，强化“古今兼顾”的史料意识，拓宽中国史学史的史料学视野。东汉思想家王充有句名言：“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王充的议论是针对儒生们讲的，但所言之理却适用于中国史学史的史料学建设。我们这里说古今“兼顾”而不谈“会通”，是因为“会通”是一种境界，而“兼顾”则是一条底线，是防止滑入“陆沉”与“盲瞽”的思想陷阱。一个人精力有限，会通古今实属不易，但中国史学史毕竟是一门通古今的学术专史，划分古代史学史和近现代史学史只是学术研究精细化的产物。研究者可以聚焦于某一断代或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却也需要在史料学层面“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否则于整体而言不利于学科建设，也将限制个体的学术发展。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史学史与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在史料、内容、表述和方法上有明显差异，但近现代史学是古代史学的延续（尽管其中也有转型），古代史学研究也不能不注意今人的成果（否则便是自说自话）。这都必然指向史料上的“古今兼顾”。比如，研究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只读“表微”远远不够，还得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胡三省的注文入手，游走于北宋、宋元之际和抗日战争时期，才能察其精微，知陈垣“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之苦楚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的内心世界。反之亦然，研究胡三省注，也不能忽视陈垣的“表微”。陈垣从胡三省呼宋朝为“我朝”“我宋”入手，探赜索隐，彰显胡三省的“父母国”之心：“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这对于我们理解胡三省的苦心孤诣，无疑是有启发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今兼顾”的史料意识。这样去搜集、研读史料，才符合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三、无限风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

在中国，几乎任何一个人文知识领域的史料都是丰富多样的。一旦深入进去，便有浩瀚无边之感。学术研究如同登山，“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国史学史学科经历百年长途跋涉，其间有美景，亦有困境，现在又到了一处“险峰”。在这片“无限风光”中，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便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继续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以下四点是值得用力的方向。

第一，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目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大型课题、丛书常冠以“资料整理与研究”“汇编”之名，良莠不齐，议论纷然。从推动学科发展角度看，依靠常见史料的同时，史学史研究的确需要努力扩大史料范围，尤其是使用新史料，更新史料库，进而生成新议题，解决老问题。这里所说的新史料，一是指新发现的材料，如出土文献、考古资料、未刊档案等。这类新史料因具有显性的“新”的特点，容易引起研究者关注。王国维曾感叹“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学术幸运，仍在继续。甲骨文、金文、简帛、碑刻、出土文物等不断扩充着史料范畴。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可以从新材料中发现有意义的新议题，或在老题目中找到新突破口，从而实现由新史料催生新成果。二是指以往相对忽略的史料。这类史料属于传世史料，只是既有研究重视不够，或因不曾被整理、出版，使用频率较低，具有隐性的“新”的特点。这类史料体量大，也亟待发掘。以中国古代史学为例，有些珍稀典籍长期深藏于各大图书馆中，随着影印技术的进步和善本再造计划的实施，获取更为便捷。加之大型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如《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明别集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等，很多典籍首次整理、影印，蕴含着丰富的可供史学史研究者使用的新史料。以往史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现在只需“动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者比较重视搜集和使用新史料。《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在这方面作出可贵探索：“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新史料、新视野和新方法，而新史料则尤为关键。”但是以往研究“所用材料以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期刊文献为主，研究主题和视野均有很大的局限。……近代史学文献资料尚未有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从而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截至目前，这套丛刊已出版31种，其中颇多新史料，如《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还有长期不曾译为中文但却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如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以及原书印本不多、不便查阅的资料，如《刘掞藜史学论著集》。这些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有助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推陈出新。近年来，研究者的史料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广告、插图等看似不起眼的零碎图文，也成为蕴含历史信息的有用资料，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领域，仍有不少史料未曾引起足够关注。即便是一些与热点关联度较高的史料，也存在被忽视的情况。比如探讨顾颉刚的边疆史地思想、民族思想和抗战时期的经世精神时，研究者比较多地使用《禹贡》、昆明《益世报》等，却相对忽略顾颉刚1940年创办的另一份杂志《责善半月刊》。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浙东史学时，关注陈黻宸的资料，却很少注意到他的侄子陈怀，对《瓯风杂志》的使用也比较少。此外，近现代学人日记、书信、回忆录、自传等史料，遗存较多。域外有关中国史家、史籍的传播、接受等资料的整理也是一座富矿。凡此皆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以用力的地方，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的增长点。

傅斯年说过“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笔者部分赞同，学问的进步并不只取决于材料的扩充。我们提倡发掘和使用新史料，旨在扩大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在更全面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史学，但不迷信新史料。在笔者看来，新旧并重，才是正途。

第二，专题史料的搜集与出版。宋明学人颇好辑录史学史资料，出现了高似孙的《史略》和卜大有的《史学要义》等。这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今人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也做了很好的示范。这项工作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推出“历代史学名著评论丛书”，如《历代名家评〈汉书〉》《历代名家评〈史通〉》等，或效仿“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编辑“中国史学史资料丛刊”。若再聚焦，可以史学概念与范畴为单元，编纂“中国古代史学概念资料选辑”，围绕良史、实录、信史、正史等概念汇辑史料。这类工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有一定研究基础者才能做好。诸如此类的史料书籍，因其专门性强、材料搜集全面，对推进本学科研究仍有重要意义。成规模、有体系的史料辑录工作，需要长远谋划、集体协作和精心组织。

第三，专门数据库的建设与人工智能运用。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科技不仅改变生活，也冲击学术研究。最近20年，各类文献的数字化方兴未艾，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随着数字化的推广，各种类型、多种体量的数据库也广泛参与到学术研究中，给学术发现带来了新的可能。科技赋能对包括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过去不可能检索、统计、分析、研究的问题，从遥不可及变成了唾手可得。这是一次史料学上的革命，是一次研究手段上的更新，也是信息大爆炸和人工智能时代科技进步对学术研究潜能的释放。广义的史部数据库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但专门针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数据库建设还在探索与建设之中。当然，数据库的建设不能代替读书，检索史料也不等于理解史料。数据库给予我们资料搜罗上的便利，却不是史料研读的捷径。研究者问题意识与人工智能分析模型需要双向赋能，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数据库建设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第四，编纂一部《中国史学史史料学》。与史学相邻的学科如哲学、文学已经出版多种《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朱谦之，冯友兰，张岱年）、《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和《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张可礼）。近几十年间，史学界不仅出版《史料学概论》（谢国桢），还推出多部同名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安作璋，何忠礼），以及断代史史料学著作，如《先秦秦汉史史料学》（王晖、贾俊侠）、《唐史史料学》（黄永年）、《清史史料学》（冯尔康）、《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严昌洪）等。最近也有学者计划编写《明史史料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史料积淀，有必要编纂一部《中国史学史史料学》。作为一本史料学专史，《中国史学史史料学》应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史料学概论，也不应完全等同于断代史史料学，它着重辨析中国史学史与目录学、文献学、史源学等关联学科或知识门类的关系，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与方法，概括中国史学史的史料范围、类型、特点、层次、源流、版本、价值，解决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四部融通、史论结合、史料疏通与排比策略等问题。

结语

史学不是史料学，但史学也不能离开史料学。何谓史料？史料何为？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总会不尽相同，这就注定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是一个常谈常新的学术话题。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者一样，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也始终面对如何处理不同类型、性质、形态史料的问题。研究者需要对新史料保持追踪的浓厚兴趣和研究自觉，也需要努力对旧史料常读常新，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在新史料与旧史料之间，研究者以一种学术省思方式完成对史料库的勘探、突破、采择与连缀。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来说，既有的学术实践证明：重视史料搜集与整理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甚至直接推动学科发展，不可轻忽。对于当下的研究者来说，需把史学史研究的根系深深地扎在史料土壤里，在实证与思想之间求得平衡与超越，或是由新史料提出新问题，或是对旧问题得出新见解。建立史料学体系，更像是一场关乎学科发展前景的史料学革命。新时代的史学史工作者在对史料永无止境的搜集、占有、整理与阐释中，继承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提炼出属于中国史学的新议题，才能在创造富有朝气和自信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进程中贡献本学科力量。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