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6年1月到2月间的四则短文。

支持西方的没落

就像在那不勒斯的元旦，把一切扔出窗外。然后，在街上，捡起一些碎片——碎片会带来好运。“新”是用“旧”的碎片做成的。

2026年2月2日

“双语”与思想

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语言中，像盲人

走在深渊的边缘……语言孕育着

灾难，终有一天，它会反过来

针对那些说它的人。

——G.朔勒姆

今天，大地上所有的人群都悬于其语言的深渊之上。一些人群在下沉，另一些人群已几乎被淹没，他们相信自己在使用语言，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语言使用。如此，把自己的神圣语言（lingua sacra）变成一门有用的工具语言（lingua strumentale d'uso）的犹太人，就像是地狱的恶鬼，必须饮下鲜血才能说话。只要希伯来语还限于崇拜这个分离的领域[1]，它就为犹太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地方（luogo），这个地方摆脱了经济、技术和政治必要性的逻辑，犹太人则在从其他人群（他们就生活在这些人群之中）借来的语言中，用这个地方来衡量自己。对基督徒来说也一样，长期以来拉丁语也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其中，“话”（la parola）不只是信息和交流的工具，人们也能在“话”中祈祷而不交换讯息。“双语”（bilinguismo）也可以内在于语言，就像在古希腊语中那样。在那里，荷马的语言——诗的语言——传递着一个伦理的遗产，这个伦理遗产能够以某种方式指导那天每天说不一样的、多变的方言的人的行为。[2]

事实上，语言——我们相信，我们是在用语言、在语言中表达思想——的结构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帕索里尼不知疲倦地一再重复的那样，但也如同但丁在区分方言和我们通过学习掌握的语法语言时就已经通过直觉充分把握到的那样，为了在“单语”日益强加给个体的自动性（automatismo）和限制[3]面前保障个体的自由，某种形式的“双语”是必要的。在历史上，“单语”结晶为这样的形式，即一门“民族语言”或“国语”（una lingua nazionale）。在这样的语言中，人无法思考，因为缺少一方面，要表达的事物，和另一方面，只能为思考的主体保障一个自由空间的表达之间的那个不可表达的距离。而思想就是这个差距和这个内部的断裂（interna sconnessione），它中断了语言不可阻挡的流动及其自我宣称的自足性。思想是诗歌格律意义上的停顿（cesura）：是悬置语言再现节奏、让语言自身显现的中断（interruzione）。

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完全被语言奴役的人（而他们又相信是自己在支配语言）在思想上变得如此无能，以至于他们宁可把思想托付给一架外部的语言机器，即所谓的人工智能。如果就像朔勒姆所说的犹太人那样，今天所有人群都盲目行走在一门语言和一种理性的深渊上（可以说，他们沉溺于这门语言和这种理性之中），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作为有意识的主体退出了那门语言，而后者迟早会报复他们，把他们引向毁灭。他们依赖的，是一门既是工具又是主人的语言，并且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这门语言的意识。如此，他们听不到悲叹、谴责和危险（la minaccia），而后者，在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同时，也在不断对他们说话。

2026年1月22日

注释：

[1]这里说的是犹太人的“双语”状况，希伯来语依然是神圣语言，而平日使用的、有用的语言是犹太人从其他民族那里借用的语言。下面提到的基督徒的状况也一样，拉丁语是神圣语言，平日说的是多种语言。

[2]这里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内部的双语，诗的语言和平日说的方言也形成了两种语言。

[3]显然，“单语”构造的思维回路会加剧人思维的自动化，使人“赢麻了”，从而极大地限制人的思想。

再论厨子与政治

被归到列宁名下的这句话即“每一个厨子都能且必须学会治理国家”值得反思，虽然显然，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汉娜·阿伦特在评论这句伪列宁名言时写道，在无阶级社会中，“社会的管理变得如此简单，以至于是个厨子都有资格胜任。”几年后，卢西奥·马格里[1]正确地评论说，应该把列宁的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只有在不再有厨子的情况下，才能由厨子来治理国家”。

在其著作中唯一一次提到厨子的那段话中，列宁实际上说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并且表达的也完全不一样。他在191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2]

就像列宁的话指出的那样，空想的“厨子治国”背后的范式就是管理国家（stato amministrativo）[3]的范式，根据这个范式，就像恩格斯也多次重申的那样，一旦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政治就会让位于“对事物的简单管理”（semplice amministrazione delle cose）。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政治将呈现为“治安（polizia）[4]”的形式。从18世纪的政体学（scienza della polizia）理论家开始，polizia这个术语就被用来翻译希腊语的πολιτεία（polītēíē, politeia）[5]。在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6]1819年于佛罗伦萨出版的对普卢塔赫的翻译中，我们再次读到，“政体（polizia）的意思是用来治理城邦、管理其共同需要的秩序；因此，有三种政体（polizia）：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

这就是被凯斯·桑斯坦和维尔莫乌尔[7]理论化的“管理国家”范式。如今，这个范式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日益盛行。在那里，国家似乎被简化为管理和治理，而“政治”也完全转变为“治安（polizia）”。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构想为“警察国家（stato di polizia）”的国家中，polizia这个术语才最终指向了政府最没有教化意义的那一面，即，从根本上说，负责通过武力来确保国家的治理召命（vocazione governamentale）得以实现的那些实体（corpi）。今天，我们——带着残酷的清晰——所见的，正是这个事实：这种看似中立、号称只追求“事物与人的好秩序”的国家，恰恰因此才能够表现得在行动上不受任何限制。厨子正是今日之僭主的典型形象。

在任何情况下，政治都不能局限于简单的管理，这样的管理即便以良政的形式出现，也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恶政。因为与人之“是”的自由的生命形式重合，所以，政治是本质上不可治理、不可管理的。这就是为什么洛伦泽蒂在锡耶纳的那幅被称为《好政府》的壁画前景中描绘的是起舞的少女。“好政府”绝不是一种治理。

2026年1月8日

注释：

[1]卢西奥·马格里（Lucio Magri, 1932-2011）意大利记者、政客。

[2]出自列宁1917年9月底至10月1日写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译见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32卷，这里用的就是这一版的译文。

[3]即与“政治”（la politica）相对的“行政”，即简单的执行和直接管理。这里为与列宁的引文保持一致，统一译作“管理”。

[4]这个词也有两个意思，“政体”是古义，现在通行的意思就是“治安、公安、保安、警治、警察”。译文根据语境不同译法并标出了原文。

[5]πολιτεία（polītēíē）这个词在词源与“城邦”（πόλις, pólis）、“城邦居民，公民”（πολίτης, polī́tēs）和“以公民的方式生活，参与政治生活”（πολιτεύομαι，politeúomai）相关，指公民与城邦的关系，也指城邦的政体即城邦的状况或构成。在古人看来，它是一个对城邦来说极其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城邦的灵魂”，它之于公民一如理智之于身体。一般被直接翻译为政体/制（polity, political regime, constitution），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因为经常在论述“正当的”、“好的”统治形式时被提及，也被译作“理想政体/制”或“理想国”。在圣经新约中被译作“国”（commonwelth，以弗所书2:12）和“公民权、民籍、自由”（freedom, 使徒行传22:28）。注意阿甘本想强调的是这个词的意思远比政体丰富。

[6]马尔切洛·阿德里亚尼（Marcello Adriani, 1464-1521），意大利政治家。

[7]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1954- ），美国法学家，阿德里安·维尔莫乌尔（Adrian Vermeule, 1968- ），美国法学家。这里可以参考他们的著作《法律与利维坦》，见Cass R. Sunstein and Adrian Vermeule, Law and Leviathan: Redeem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Belknap Press, 2020.

权力的奥秘

我们可以把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作关于当前西方处境的预言来读。在这里，这位使徒提到，一种“不法”（anomia）、“缺法”（assenza di legge）的“隐意”（mistero）已经发动，但只有在“不法的人（ho anthropos tes anomias, l'uomo dell'anomia），沉沦之子，那个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人”先显露出来，这个隐意才会随耶稣基督的再临而完成。不过，有一股力量会拦阻这个启示（保罗只是简单地称之为“那拦阻的——cathechon”而没有进一步去定义它）。因此，必须除去这股力量，因为只有到“那时这不法的人（anomos,字面义即“缺法的”），（才）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1]

神学-政治传统把这股“拦阻的力量”等同于罗马帝国（就像在吉罗拉莫[2]和后来的卡尔·施米特那里那样）或教会自身（在蒂柯尼奥[3]和奥古斯丁那里）。显然，无论如何，拦阻的力量都被等同于领导和治理人类社会的制度。因此，除去这些制度之时，也就是不法者、“缺法”者到来之时，后者将取代神，用“一切虚假的奇事”把那些“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的人引向沉沦。[4]

也许，在不法者的奥秘中，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超时间的秘密（arcano）——其唯一意义，在于终结历史——不如说是一出历史戏剧（希腊语的μυστήριον/mysterion的意思就是“戏剧行动”），这出历史剧完美对应于今天我们所亲历的情况。

主要的制度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并在字面意义上退位、让位于一种可以说号称“守法”（legale），却在事实上放弃了一切合法性（legittimità）的不法、缺法。国家（拦阻的本原）和“缺法”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奥秘，即权力的奥秘的两面。就像今天美国肆无忌惮地展示的那样，“不法的人”、“缺法的人”指的就是这样的国家权力形象：它放弃了传统上限制它的宪法和伦理原则，并随之而放弃了“爱真理的心”，只依赖武器和技术的“一切虚假的奇事”。而我们必须在一切领域揭露并使之停止运作（inoperante）的，正是这种在一种变得永久的紧急状态下的，“无规矩”（anarchia）与“守法”（legalità）的混淆。

2026年1月7日

注释：

[1]见帖撒罗尼迦后书2: 3-8。这里使用的是和合本译文。

[2]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修士。

[3]蒂柯尼奥（Ticonio, 330-390），罗马神学家。

[4]这里沿用了和合本的译法，但“爱真理的心”原文为“对‘真’的爱” （l'amore per la verità），“一切虚假的奇事”原文为“标记/标志和假的奇迹”（segni e ai falsi prodi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