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西方的法学逻辑，从根子上就比儒家落后？|伦理|信仰|儒家|孔子|宗教|教义|法学逻辑

文/胡铁瓜

前阵子跟一个认识快十年的律师喝酒，酒过三巡聊开了，他说的一番话，给我整得后背直冒冷汗，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

我们本来是闲聊，说起来现在不少搞法律的人，对英美的法律体系近乎迷信，张口闭口就是普通法、程序正义，话里话外都是国内的法律这不行那不行，还有不少人当着当着律师，最后成了虔诚的宗教信徒。

他听完没反驳，反而端着酒杯笑了笑，跟我说了一段话，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还是没看透，法制的本质是什么？是制衡。三权分立那都是表面功夫，根本的制衡，源自资本、军队和宗教这三大势力。资本和军队，从来都攥在精英和统治阶级手里，只有宗教，是能落到老百姓头上的。

说到这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语气特别认真：我现在已经信教了，人间的法律永远有漏洞，只有上帝是最公正、最博爱的，只有神的审判不会出错，我劝你也找个信仰。

那天听完他的话，我脑子直接宕机了，半天没回过神来。我见过太多把西方法制捧上神坛的人，也听过无数人说英美法系是现代文明的标杆，可我从来没想过，在这些人的认知里，这套被无数人追捧的法制体系，它的尽头，竟然是宗教。

平心而论，他说的这套逻辑，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甚至能算“正解”，完全能自洽。可顺着他的话往下想，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问题就冒了出来：如果法制的尽头是宗教，那这到底是一种进化，还是一种返祖？法制的本质，真的就是制衡吗？

顺着这位律师的思路往深里挖，你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实：西方法律传统的根上，从一开始就绑着一根很粗的宗教绳索，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根绳索都没被彻底剪断，反而还在不断的紧紧的勒住法律的框架！

我查了很多欧洲中世纪的法律史料，才发现那时候的西方法庭，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维护公平正义”的场所，完全是两码事。那时候判案子，尤其是早期的日耳曼法庭，根本不讲究什么证据链、逻辑推理，主流的审判方式是“神明裁判”，说白了就是让神来决定你有没有罪。

神明裁判的花样多到离谱，最常见的是火审和水审。火审就是让嫌疑人光着脚走过烧红的犁头，或者用手攥着烧红的铁块走几步，然后当场用布把伤口包起来，三天后当众拆开检查——如果伤口愈合得平整，就是上帝显灵保护了无辜者，无罪，如果伤口溃烂发炎，就是上帝判定你有罪，直接接受惩罚。

水审更荒唐，分冷水审和热水审。冷水审是把嫌疑人绑起来扔进河里，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纯洁的河水不会接纳有罪的人，所以如果你沉下去了，说明河水接纳了你，你是无辜的，再把你捞上来，如果你浮在水面上，说明你被河水排斥，你就是有罪的，直接按律处置。热水审更直接，让嫌疑人把手伸进沸腾的水里，捞出水底的石头，三天后看手上的烫伤愈合情况，来判定有没有罪。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这在公元6世纪到13世纪的欧洲，是正儿八经写在法律里的审判程序，上到贵族纠纷，下到平民偷鸡摸狗，都能用神明裁判来定夺。甚至连杀人、叛国这样的重罪，都能靠一把烧红的铁块定生死。

这种审判方式的本质是什么？是把生杀予夺的审判权，完完全全拱手让给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神”。法官不需要去调查取证，不需要去推敲作案动机，不需要去核对证据的真伪，他们只是个仪式的主持人，是“神迹”的旁观者。一个人的生死清白，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真的犯罪，而取决于所谓的“上帝的意志”。

你别觉得这是一千多年前的老黄历，早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直到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才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明裁判，这套荒唐的审判方式才慢慢退出主流，但它背后的核心逻辑——法律的权威来自神，审判权最终归属于神，从来就没从西方法律里消失过。

更让人窒息的是，神明裁判退出历史舞台后，欧洲迎来了更黑暗的宗教裁判所时代。1231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正式设立宗教裁判所，专门用来审判“异端”，也就是不遵从天主教教义的人。这个机构拥有独立于世俗王权的司法权，世俗法庭管不了它，它却能管所有人，上到国王贵族，下到平民百姓，只要被指控为异端，就可能被它审判。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规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法律的认知。它可以秘密审判，不告诉嫌疑人是谁指控的他，可以用刑讯逼供，只要能逼出认罪的口供，任何酷刑都是被允许的，一旦被判定为异端，轻则没收财产、流放，重则直接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根据西班牙塞维利亚宗教裁判所的现存档案统计，仅西班牙一国的宗教裁判所，从1483年到1820年，就审判了超过34万人，其中有3万多人被判处火刑，活活烧死。而整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审判的人数超过百万，被处死的人超过10万。

他们审判的“异端”都有谁？有质疑教会教义的科学家，比如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有不愿意向教会缴纳什一税的平民，有私下里用自己的语言解读《圣经》的信徒，甚至连会点医术、懂点草药的女人，都可能被指控为“女巫”，送上火刑柱。

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掀起了疯狂的猎巫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执行者，就是宗教裁判所。根据欧洲各国的现存史料统计，这场持续了三百年的猎巫运动，有超过5万人被处死，其中80%是女性。她们被指控用巫术害人，审判的过程完全不讲证据，只要有人指认，再加上酷刑逼供出来的口供，就能直接判处死刑。

你看，当宗教和法律深度捆绑的时候，法律守护的就不是人间的公平正义，而是神的权威，是教会的统治。人的生命、尊严、权利，在神的“旨意”面前，一文不值。法律不再是约束权力、保护弱者的工具，反而成了宗教清除异己、实施恐怖统治的屠刀。

哪怕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的思想家们拼了命地要把法律从宗教的泥潭里拽出来，这种“神权高于世俗法律”的思维，依然没有被根除。1766年，法国发生了震惊整个欧洲的德·拉巴尔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时19岁的法国贵族青年德·拉巴尔，被人指控在路过耶稣受难像的时候没有脱帽致敬，还损毁了路边的十字架，亵渎了神明。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犯罪，更别说要判死刑了。可在当时的法国，亵渎神明是重罪，哪怕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领袖，亲自写了上万字的辩护词，四处奔走为他喊冤，最终法庭还是判处了德·拉巴尔极刑。

行刑的过程残忍到极致：他先被割掉了舌头，然后被活活烧死，尸体和他随身携带的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一起，被扔进了火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因为对宗教的不敬，被法律剥夺了生命。而当时的法国，已经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已经开始传播，可宗教依然能操控法律，决定人的生死。

后来，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写下了《论犯罪与刑罚》，这本被称为现代刑法学基石的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刑罚权不是神赋予的，是社会里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共同组成的公共权力；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异端、让罪人向上帝赎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刑罚的强度，应该和犯罪造成的危害相当，也就是罪罚相符。

这话在当时的欧洲，是大逆不道的异端言论，却第一次把法律从神的手里，拉回了人间。西方折腾了上千年，好不容易才把“神”的那只手，从法庭里往外赶了赶，建立起了现代世俗法律的框架。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跟我说，法制的尽头又得回到宗教那儿去？这不是赤裸裸的开倒车吗？

更讽刺的是，哪怕到了今天，西方法律体系里，宗教的影子从来就没消失过，反而还在不断渗透。美国的证人上法庭作证，要手按《圣经》宣誓自己说的是真话，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英国、加拿大这些英联邦国家，法庭上的宣誓仪式，依然离不开宗教典籍。

很多人会说，不就是走个形式吗？能影响什么？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形式背后，藏着西方法学逻辑最底层的设定：法律的公正性，最终的兜底是上帝，是神，而不是人本身。甚至连美国《独立宣言》里，都写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里的“造物者”，就是上帝。也就是说，连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根基里，权利的来源依然是神，而不是人本身。

这种底层逻辑，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权与责、罪与罚的彻底切割。因为所有的一神教，都是绝对化、抽象化的一元体系，它们把最终的审判权，完完全全交给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一个人犯了罪，他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受害者的追责，不是世俗法律的惩罚，而是神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可以通过忏悔、祈祷、向教会奉献来获得赦免的。

就拿天主教的核心圣事“告解”来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忏悔。按照天主教的教义，只要是真心忏悔的信徒，哪怕犯了杀人、抢劫、性侵这样的重罪，只要向神父告解，向上帝认错，就能获得上帝的赦免，他的罪就能被清零，灵魂依然可以进入天堂。

在这套逻辑里，加害者犯的罪，给受害者造成了一辈子的创伤，本该由他自己承担对应的责任，接受对等的惩罚，可现在，他只需要跟看不见的神说几句软话，就能把这份罪责抹得一干二净。罪和罚，完完全全背离了，权利和责任，被切得干干净净。

更离谱的是，在宗教的逻辑里，杀死异教徒、异端，不但不是罪过，反而是荣耀，是为上帝清除障碍，死后能直接上天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打了快两百年，前后九次，无数人举着十字架，对中东的穆斯林、东正教徒展开屠杀，屠城劫掠无恶不作，可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不是犯罪，是“圣战”，是完成上帝的使命，死后能直接进入天堂。

这种切割，不是只存在于历史里，直到今天，依然在西方社会不断上演，最典型的就是持续了几十年的天主教会神父性侵丑闻。

2004年，美国天主教会自己发布了一份报告，承认从1950年到2002年，全美有超过1万名儿童，被超过4000名神职人员性侵。可这些犯下重罪的神父，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世俗法律的制裁，只是被教会内部调到了其他教区，换个地方继续作恶。2023年，美国马里兰州总检察长发布了一份长达456页的报告，揭露了过去80年里，巴尔的摩总教区有超过150名神职人员，性侵了超过600名儿童，而教会全程都在包庇这些神父，从来没有向警方报案，反而用各种方式掩盖罪行，让加害者逍遥法外。

为什么？因为在教会的逻辑里，这些神父犯了错，只要向上帝忏悔了，就得到了赦免，教会要做的，是保护上帝的仆人，而不是把他们交给世俗的法庭。而那些被伤害的孩子，一辈子都活在创伤里，只能看着加害者靠着宗教的庇护，不用承担任何罪责。这就是宗教作为法律根基的必然结果：当神的赦免凌驾于世俗的罪罚对等之上，公平正义就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

更讽刺的是，那位律师跟我说，只有宗教是属于普通民众的，是老百姓对抗资本和强权的武器。可现实恰恰相反，宗教从来都是精英阶层操控普通人的工具，是资本和权力最好的遮羞布，从来都不是普通民众的保护伞。

美国的顶级富豪，靠着垄断、金融骗局收割了无数普通人的财富，只要给教会捐一大笔钱，建个教堂，就能摇身一变成虔诚的慈善家，在民众心里，他赚黑心钱的罪，就被洗白了。比如美国的科赫兄弟，靠着石油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常年资助保守派宗教团体，给教会捐了上亿美金，哪怕他们的生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坑了无数普通人，依然被很多信徒奉为“虔诚的好人”。

华尔街的资本大鳄，靠着杠杆和内幕交易割了无数散户的韭菜，只要在镜头前闭着眼祈祷一下，说自己信上帝，就能收获无数人的原谅。2008年金融危机，华尔街的投行们把全球经济拖入泥潭，无数普通人丢了工作、房子，可那些始作俑者，没有几个受到惩罚，反而靠着政府的救助赚得更多，其中不少人，都是常年给教会捐款的“虔诚信徒”。

在这套逻辑里，罪与罚的对等，早就变成了钱与信仰的交易。你越有钱，能给教会捐的钱越多，就能获得越多“神的赦免”，就能越轻易地摆脱本该承担的罪责。而普通的老百姓，只能靠着对神的信仰，在苦难里自我安慰，告诉自己这辈子受的苦，来世会有回报，连反抗的念头都不会有。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詹姆斯·惠特曼，在他的《合理怀疑的起源》里，提出了一个让整个西方法学界震动的观点：我们现在奉为圭臬的很多西方法律程序，比如陪审团制度，它最初的设计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更好地查明真相，保护嫌疑人的权利，而是为了给裁判者“道德慰藉”。

什么意思？就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相信，判处一个人死刑，尤其是无辜的人死刑，会让裁判者沾上“血罪”，会被上帝惩罚，死后会下地狱。法官和陪审团不敢独自承担判决一个人生死的道德责任，那怎么办？他们就把责任推给“法律”，推给“程序”，甚至推给“神”。

他们会说，你看，这是法律程序定的罪，我是依法办事，不是我要杀你，是法律要杀你，是上帝要惩罚你。陪审团的一致裁决，也是为了把责任分散给所有人，而不是某一个人承担。通过这种方式，裁判者把自己从血腥的判决里摘得干干净净，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不用再担心被上帝惩罚。

这不就是那位律师说的“权与责的切割”吗？而且还是最精致、最隐蔽的一种切割。裁判者拥有判决一个人生死的权力，却不想承担对应的责任，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法律、程序，甚至是上帝。而这种切割的根源，依然是宗教对法律的深度影响。

也是把这些事彻彻底底想明白之后，我再回头看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儒家思想，才突然懂了，为什么说跟儒家思想比起来，西方的法学逻辑，从根子上就是落后的。

现在网上很多人，一提到儒家就破口大骂，说它是封建糟粕，是重德轻法，只讲人情不讲规则，是阻碍中国法制发展的绊脚石。可这纯属对历史的无知和误解。儒家确实强调伦理道德，是轻视那种冷冰冰的、只讲惩罚威慑的“刑”，但恰恰是儒家，给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注入了最核心的灵魂——彻底的世俗化，以及对“权责相当”“罪罚相符”最朴素、最本质的追求。

孔子一辈子，从来不说鬼神，不谈来世，不搞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论语》里写得清清楚楚，“子不语怪力乱神”，弟子子路问他怎么侍奉鬼神，他直接回了一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再问他死亡是什么，他又回了一句“未知生，焉知死”。

这短短两句话，就把儒家和所有宗教划清了界限。孔子从来不会告诉你，这辈子受的苦，来世会有回报，也不会告诉你，犯了错，向神忏悔就能一笔勾销，更不会告诉你，不信我的学说，就会下地狱。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规矩，都只围绕一件事：活在现世的人，该怎么相处，该怎么建立一套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稳定的人间秩序。

而这套秩序的核心，就是权责相当，罪罚相符。最能代表这个核心的，就是孔子说的两句特别接地气的话，一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先说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现在被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的马赛克壁画上，被称为全球伦理的黄金法则，可很多人就只当一句道德口号背了，根本没读懂里面藏着的权责对等的底层逻辑。

这句话的本质，是给人和人之间划定了最清晰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你自己不想被人坑，就别去坑别人，你不想自己的家人被人伤害，就别伸手去害别人的家人，你不想自己的财产被人侵占，就别去抢别人的东西，你不想自己的权利被强权践踏，就别去帮着强权欺负弱者。

你要享受不被伤害的权利，就必须承担不伤害别人的责任，你要享受社会秩序带来的安稳，就必须遵守维护秩序的规则。权利和责任是死死绑在一起的，半分都拆不开。这句话里，没有上帝，没有神仙，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就讲人和人之间最实在的底线，是完完全全世俗化的规则，适用于所有活人，没有任何豁免的余地。

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平民，是富豪还是乞丐，都得守这个规矩。你犯了错，伤害了别人，就得承担对应的后果，没有地方给你忏悔免罪，没有神能给你开脱，功过不能相抵，忏悔不能消罪。这和西方那种靠上帝赦免就能切割罪责的逻辑，形成了天壤之别。

再说说那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更是直接打破了很多人对儒家的误解。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儒家教人当老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别人伤害了你，你还要用善意去感化他，也就是所谓的“以德报怨”。可这纯属断章取义，人家孔子根本就不认同以德报怨。

《论语》里写得明明白白，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直接反问了一句：“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以说孔子的意思特别直白，也特别接地气：别人对你好，你就用善意去回报人家，别人伤害了你，犯了错，你就得用最公正、最对等的方式去对待他，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无底线地宽容。

你想啊，一个人杀了人，你不让他偿命，反而跟他说要宽容要感化，那被害死的人，找谁喊冤去？一个人骗了你一辈子的积蓄，你不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跟他说没关系，那那些踏踏实实做事、对你好的人，又该得到什么？这不就是我们最痛恨的罪和罚彻底分家吗？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把这事看得透透的。他这句话，就是现代刑法里最核心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最直白、最透彻的表达。犯多大的罪，就受多重的罚，不偏不倚，不宽不纵，既不搞酷刑报复，也不搞无底线的宽容，这才是真正的公平。西方那些复杂的法学理论，翻来覆去讲了几百年的量刑均衡、罪罚对等，在孔子这儿，就是“以直报怨”这四个字的事儿。

很多人骂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这是封建等级制度，是压迫人的糟粕。可很少有人读懂，这句话的本质，是权责一体，而不是单方面的压迫和服从。这句话的完整逻辑，是君要有君的责任，臣要有臣的本分，父要有父的责任，子要有子的本分。

君主要是想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就必须承担善待百姓、安定天下的责任，要是你荒淫无道，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那你就不配当君主，臣下就可以不服从你，甚至可以推翻你。孟子后来把这个思想发展成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提出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你要是个无道昏君，那杀了你就不是弑君，只是杀了一个独夫民贼。

父亲要是想拥有教育子女的权威，就必须承担抚养子女、以身作则的责任，要是你生而不养，虐待子女，那你就不配当父亲，子女也没有义务无条件服从你。这不是单方面的规训，是双向的权责对等，你有什么样的身份，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只有承担了对应的责任，才能拥有对应的权利。

这套逻辑，放到今天，依然是实打实的硬道理，依然是法制体系最该守护的核心。而这套权责一体的思想，从汉代开始，就融进了中国的法律体系里，形成了我们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礼法合治”的传统，也让中国的法律，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彻底世俗化的，从来没有被宗教骑在头上过。

很多人觉得“礼法合治”就是用道德代替法律，就是人治，这又是对历史的误解。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来都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非常严谨的体系。西周时期，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意思是要彰明德行，谨慎用刑，不能随便用刑罚治理百姓；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把儒家的伦理思想融入司法审判里，核心是“原心定罪”——也就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不仅看他做了什么事，还要看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

这里有个非常经典的真实案例：汉代有个女子，她的丈夫坐船的时候遇到了海难，淹死在海里，尸体都没找到。过了几个月，她的母亲让她改嫁了，按照当时的法律，丈夫没死的时候改嫁，是死罪，要被处以弃市之刑。案子送到董仲舒手里，他用春秋决狱的逻辑判了这个女子无罪，理由是：这个女子的丈夫已经死了，她没有私通，是听了母亲的话才改嫁的，没有淫乱的主观动机，也没有违反儒家的伦理，所以不构成犯罪。

这个案例，放在今天来看，依然是符合现代刑法精神的——主客观相一致，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就不应该被定罪。而同时期的欧洲，还在靠烧红的铁块、沸腾的热水来判案，两者的先进程度，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到了唐代，中国的法律体系达到了顶峰，《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成文法典，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典。它开篇就写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意思是道德礼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刑罚是辅助手段，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唐律疏议》里，明确规定了“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意思是法官判案子，必须严格引用法律条文，不然就要被处罚，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罪刑法定”原则，比西方早了近一千年。它还规定了刑罚要和犯罪的危害程度相当，不能轻罪重罚，也不能重罪轻罚，完美契合了儒家“以直报怨”的罪罚相符思想。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宗教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的情况，从来没有哪个宗教，能拥有独立于国法之外的司法权。哪怕是南北朝时期，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把佛教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也从来没有让佛教的教规取代国法。和尚犯了法，依然要按国法处置，不会因为你是出家人，就有豁免权。

唐代的时候，有和尚诋毁国家，被官府抓了，按律判处死刑，哪怕有佛教徒求情，说他是出家人，应该按寺院的规矩处置，皇帝依然下旨按国法行刑。哪怕是元代，藏传佛教的地位极高，也依然规定，僧道犯了奸盗、诈伪、伤人等重罪，依然要由世俗官府按律处置，寺院无权干涉。

这在同时期的欧洲，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欧洲的神职人员，哪怕犯了杀人重罪，世俗法庭也管不了，只能由教会审判，而教会几乎不会判处神职人员死刑，最多就是调到别的教区，这也是为什么教会的性侵丑闻能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的根本原因。

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传统里，一个好的官员，判一个案子，是要拍着胸脯对这方百姓负责的，是要顶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压力做出决断的。他没法把责任推给上帝，推给虚无缥缈的神，他只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头顶的乌纱帽，对得起受害的百姓。

宋代的包拯，判案铁面无私，哪怕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也一样按律处置，他不会因为对方身份尊贵就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对方是平民就随意加刑，他要的就是公正，就是罪罚相符。明代的海瑞，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哪怕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犯了法，也一样按律杖责，没收赃款，他不会因为对方的父亲是高官就徇私枉法，他要承担的，是一方百姓的信任，是国法的尊严。

这才是真正的权责一体，法官拥有判决的权力，就必须承担判决公正的责任，没有任何可以推卸责任的地方，更不可能把锅甩给上帝、甩给程序。这和西方法律里那种精致的权责切割，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现在再回头看那位律师的话，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对劲？他把宗教当作老百姓对抗资本和强权的拐杖，可他忘了，一旦这个“神”进入法律领域，它就会立刻从“拐杖”变成“枷锁”。因为它引入了一个绝对化的、不容置疑的标准，神是绝对正确的，神启是至高无上的，那还要人间的讨论干嘛？还要逻辑推理和证据干嘛？

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已经给了我们最血淋淋的教训：当一个人代表神去审判另一个人时，那种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因为没有世俗的权力能够约束他。西方折腾了上千年，好不容易才从这个泥潭里爬出来，现在居然还有人，要把我们往这个泥潭里带。

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的判决：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取消了美国宪法保障的女性堕胎权。这个判决的核心，就是最高法院里的5名保守派大法官，都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堕胎违背了宗教教义，哪怕宪法里没有禁止堕胎，他们也要用宗教教义来改写法律。

这个判决一出，美国多个州立刻出台了严格的堕胎禁令，哪怕是被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允许堕胎，甚至有女性因为宫外孕，有生命危险，也被医院拒绝堕胎，因为医院怕违反禁令被起诉。一个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就这样被宗教操控的法律剥夺了。

这就是西方法律的现状，哪怕到了21世纪，宗教依然能操控法律，依然能决定普通人的权利和命运。它的根子，依然绑在宗教的绳子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世俗化，从来就没有真正把法律的根基，放在人本身。

当然，我不是说儒家的东西全是宝贝，也不是说西方的法律体系一无是处。西方的程序正义、对权力的制衡、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确实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套法律体系，最核心的，永远是它的底层逻辑，是它到底要守护什么。

如果一套法律体系，最终的尽头是宗教，是神的审判，那它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因为它从根子上，就把权责和罪罚给切开了。而儒家思想，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规则还给了人本身，就把权责相当、罪罚相符，刻进了规则的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