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面试间，二婶终于认出我就是她骂了三年没出息的侄子
接到二婶电话那天，我正在工位上啃煎饼。
“大侄子，你堂妹毕业了，你给安排个工作呗。”电话那头，二婶的声音理直气壮，好像我欠她八百辈子人情似的。
我差点没被煎饼噎死。
二婶这个人，在我们老家那一带出了名的嘴碎。三年前我回家过年，她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你看看人家老李家的儿子，在深圳一年挣好几十万，再看看你，都三十了还在北京漂着，也不知道混出个什么名堂。”
当时我端着酒杯，脸都红到耳根子了。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孩子也不容易，慢慢来。”
“慢慢来？”二婶把瓜子皮一吐，“等他慢慢来，黄花菜都凉了。我跟你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眼高手低，没本事还不承认。”
这话我记了三年。
现在倒好，她闺女毕业了，想起我这个“没出息”的侄子来了。
我本想直接挂电话，但转念一想，又咽回去了。二叔对我爸有恩，当年我爸生病住院，二叔二话不说垫了两万块钱。这份情，我得还。
“行吧，让她把简历发我。”
“发啥简历啊，你就直接安排不就完了吗？”二婶的声音又尖又响，“我跟你说，你堂妹可是正经本科毕业的，你别给安排太差的，起码得是个主管啥的。”
我差点没笑出声。刚毕业就要当主管，她咋不上天呢？
“二婶，工作得按能力来，不是我想安排啥就安排啥。”
“你不是在北京混了好几年了吗？这点面子都没有？”二婶的口气带着明显的嫌弃，“要我说啊，你就是不够努力，要不然早当上大领导了。”
得，又来了。
我懒得跟她掰扯，就说公司有规定，都得走面试流程。二婶不情不愿地挂了电话，临了还嘟囔了一句：“当个芝麻官还摆上谱了。”
我把手机往桌上一摔，气得肝疼。
旁边工位的老王探过头来：“咋了这是？”
“没事，老家亲戚。”
老王嘿嘿一笑：“一看就是被亲戚气着了。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多了去了，你别往心里去。”
我叹了口气，没说话。
过了两天，堂妹的简历发过来了。我扫了一眼，普通二本，专业不对口，实习经历几乎没有。这种简历，在我们公司连初筛都过不了。
但我还是帮她递上去了。二叔的那两万块钱，我得还。
人事部的老刘看了简历，皱着眉头问我：“这谁啊？”
“老家亲戚。”
“亲戚？”老刘笑了，“你这亲戚够远的吧？这条件，按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我搓了搓手：“老刘，帮帮忙，安排个最基础的岗位面试一下，走个过场。”
老刘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行吧，冲你面子，给个机会。下周三上午十点，你来当面试官。”
“我来当？”
“你不是他们部门的吗？正好。”老刘拍拍我肩膀，“放心，该怎么面怎么面，不用徇私。”
我想了想，也行。
周三那天，我起得比平时都早。特意换了身正装，把平时乱糟糟的头发也梳整齐了。照镜子的时候，我看着镜子里的人，突然有点恍惚。
这三年，我确实没白混。
从当初那个月薪八千的小职员，到现在带着十几个人团队的项目经理，我熬了多少个通宵，掉了多少头发，只有我自己知道。
九点五十，我拿着保温杯往面试间走。
推开门，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HR小李，另一个背对着我，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套，扎着马尾辫。
我没在意，走到主面试官的位置坐下。
“开始吧。”
小李点点头，冲着门口喊：“下一位，王婷婷。”
门开了。
走进来的，是我堂妹。
紧跟着她进来的，还有一个烫着卷毛、涂着大红嘴唇的中年妇女——二婶。
我愣住了。
二婶也愣住了。
她瞪着我，嘴巴张得老大，脸上的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你……你怎么在这儿？”
我没说话。
堂妹拉了拉二婶的袖子：“妈，这是我哥啊，他不是在这儿上班吗？”
二婶的脸色刷一下就变了。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春节。想起她当着全家的面说我“没出息”。想起她在电话里嫌弃我“级别低”。
我端起保温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
“二婶，坐吧。”
二婶没动。她站在那里，两条腿直打颤，扶着椅子扶手才勉强站稳。
小李在旁边小声问我：“王经理，这位是……”
“我二婶。”我说，“来陪堂妹面试的。”
小李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面试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看着堂妹，堂妹低着头，脸通红。
我又看向二婶。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二婶，您坐吧。”我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站着怪累的。”
二婶这才坐下，屁股只挨着椅子边，两只手攥着包带子，攥得指节都发白了。
我翻开堂妹的简历，照着流程问了一些常规问题。堂妹答得磕磕巴巴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干脆不吭声了。
小李在旁边做记录，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我合上文件夹，对小李说：“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她们单独聊两句。”
小李点点头，出去了。
门一关，二婶腾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大侄子，婶子以前对不住你，你大人大量，别往心里去。”
她的手冰凉，还在发抖。
我看着她，这个在我面前趾高气扬了三年的女人，此刻像换了个人似的，眼神里全是慌乱和讨好。
我没说话。
二婶急了，拽着堂妹的胳膊：“快，快给你哥道歉！”
堂妹眼圈都红了，声音带着哭腔：“哥，对不起……”
我摆摆手，示意她们别说了。
“二婶，堂妹的简历我看了，条件确实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我顿了顿，“但既然来了，我帮她问问别的部门有没有合适的岗位。基础岗，工资不高，干好了有上升空间。”
二婶愣了一下，然后眼圈红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二婶，这三年我确实挺努力的。”
二婶的脸腾一下红了。
那天下午，我把堂妹的简历发给了几个合作单位的朋友。最后有一家小公司愿意要她，做行政文员，月薪五千五。
堂妹去报到那天，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哥，谢谢你。
我没回。
晚上下班回家，接到我妈的电话。
“你二婶今天给我打电话了，”我妈的声音里带着笑，“哭得稀里哗啦的，说你帮了大忙，还说你出息了，在北京当大官了。”
我笑了笑：“我没当官，就是个打工的。”
“那你也出息了。”我妈说，“妈一直都知道。”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
北京很大，大得能装下几千万人的梦想。北京也很小，小得容不下一个人的虚荣和偏见。
三年前，二婶说我“没出息”。三年后，她站在我面前腿都软了。
可我心里并没有多痛快。
那些年受的气，那些被看不起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终于能挺直腰杆，面对所有的质疑。
重要的是，我没有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窗外起风了。我把窗户关上，转身回了屋。
茶几上放着二叔当年垫的那两万块钱，我用信封装着，准备过年带回去。
钱还了，情也还了。
从此往后，各自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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