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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史上，行书并非越早越强、也非越晚越精，而是在东晋完成定型、登顶封神，此后千年，只可追随，无法超越。这不是一家之言，而是整个书法史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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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萌芽于汉末，由楷书简易化而来，初为实用，未成格调。直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横空出世，把行书从“随手写”提升为“极致艺术”，行书才算真正迎来天花板时代。王羲之《兰亭序》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不是因为最早，而是因为它把笔法、结构、气韵、情感做到了完美统一。一笔之中，提按顿挫分明；一字之间，欹正相生；通篇下来，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既有法度之严谨，又有精神之自由，后人临习千遍，仍难达到那种浑然天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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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士人追求风骨与自然，不刻意、不造作，把心境写进笔墨里。行书恰好适配这种气质：不拘谨、不狂放，可静可动、可雅可逸。二王体系确立后，行书的审美标准、笔法体系、章法逻辑全部定型，成为后世行书的“源代码”。可以说，东晋定了行书的天花板高度，后世只是在这个框架内做延伸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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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行书，在法度上更严谨、更庙堂。颜真卿《祭侄文稿》以血泪成书，悲愤之气贯满纸，号称“天下第二行书”，把抒情推向极致。但唐人行书，根基仍在二王，是在东晋范式上做强化与深化，并未跳出天花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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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代，行书进入尚意时代，苏、黄、米、蔡各逞才情。苏轼《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长枪大戟，米芾刷字如风，个性十足、气象万千。但他们的高度，依然是站在东晋肩膀上的高峰，而非超越。宋人把行书写得更性情、更个人，却没有改写行书的根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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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王铎等大家辈出，行书风格更加多样，或秀雅、或雄强、或恣肆，但始终以晋人为宗。历代书家论书，皆以“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为定论，晋韵居首，就是承认东晋是行书不可逾越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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