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官的春节，藏着一套复杂的仪式与潜规则——不是简单放假，而是从“封印”开始，开启长达一个月的特殊假期。所谓“封印”，就是官员把官印封存停止办公，这个传统从唐朝就有，但清朝把假期拉到了极致：康熙年间封印期约20多天，偶尔能休一个月；到道光年间，彻底固定为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正月二十前后开印，整整30天。清末小官许宝蘅写诗感叹“曹司封印三旬假”，正是这超长假期的真实写照。
封印当天，不管是京城高官还是地方县令，全衙门得早起集合。官员不能穿常服，必须套上繁琐的朝服。各司主事要亲手洗净官印，用黄布裹好放进印匣，供在公案上。随后全衙官吏对着印匣行三跪九叩大礼，外面衙役放鞭炮，长官贴封条、挂“封印大吉”春联，最后摆宴庆祝。就连皇帝也得“封印”——乾隆年间，内阁大臣会奏请洗刷玉玺，交给太监收藏。而福州的封印更壮观：上级衙门封印时，下级官员都要到场，火炮、鞭炮声此起彼伏，道台衙门凌晨封印，县衙要到黄昏才结束，还要花银子办仪式，比如汉阳府衙封印花8两银子，汉阳县衙4两。
可这长假不是“放飞自我”的理由。大清律例规定，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笞40，假期里不能离开岗位，否则轻则挨鞭子，重则丢官。更关键的是，封印期间不能审理除人命案外的案件，美其名曰“与民休息”，可结果是街头治安乱了套——腊月二十七、二十八，北京街上偷窃抢劫成风，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的谚语。爱新觉罗·宝廷写诗吐槽“乞丐年终横且强，当街攫物意洋洋”，富察敦崇也说“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乾隆虽然增设了堆拨（治安警亭），每个堆拨派2名官员、20名士兵，但士兵薪水低，反而可能参与抢夺，治安问题还是没解决。
京官的“年终奖”也有门道：一类是皇帝给的“荷包赏赐”，按品级天差地别——九品芝麻官的荷包装1两银子和点心，七品知县2两加茶叶，三品以上有10两银子加绸缎，有些还能拿到皇帝亲笔“福”字；王公大臣更特殊，比如和珅曾收到黄金暖炉，里面藏着“兼管崇文门税关”的特批，这比金银更金贵。另一类是地方官的“炭敬”，名义上是“冬天买炭取暖”，实则是潜规则：地方总督给军机大臣送钱，少则几百两，多则几千两。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到程玉樵12两、罗饶典10两、李石梧16两，才勉强度日。这种“孝敬”是官场潜规则，连慈禧都默认合法，因为查起来牵扯太多。
许宝蘅封印后写诗“叩户渐闻追酒债，挥毫着意写春联”，放了年假，他在住处写春联，听见店主催收酒债，想着用假期去琉璃厂逛钱币。可对大多数京官来说，这一个月不是真的“休息”——正月初一要凌晨3点起床进宫朝贺，行三跪九叩大礼；还要赴同僚的饭局、团拜，要是掉链子，年后可能被边缘化。所谓“长假”，更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社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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