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豫东深秋的傍晚，地里的玉米刚收完，光秃秃的田埂上落满了枯黄的杨树叶，西北风卷着沙土，刮得村口的老槐树呜呜地响。我正蹲在院子里翻晒玉米，就听见门口传来了汽车刹车的声音，紧接着是邻居喊我的声音：“秀梅，你家来客人了，看着像是庙里的师父！”

我手里的木锨“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心里咯噔一下，没来由地慌了起来。我这辈子，跟庙里的师父唯一的牵扯，就是我那出家快四十年的二姐，李秀莲。

等我跌跌撞撞跑到门口，就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我家土路上，车门开着，两个穿着灰色僧袍的女师父站在车边，脸上带着为难的神色。车后座的担架上，躺着一个同样穿着僧袍的老人，头发花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半边身子不自然地歪着，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声。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才从那满脸的皱纹里，认出了我二姐的轮廓。

那年我二姐李秀莲，刚满68岁，距离她29岁那年，在安徽九华山脚下的静心庵剃度出家，已经过去了整整39年。这39年里，她只给家里寄过三封信，没回过一次家，我爹娘去世，她都没回来送一程。我们都以为，她早就斩断了尘缘，把我们这些娘家人，把这个生她养她的家，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谁也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的场景。她当年意气风发、头也不回地走出这个家，如今却以这样狼狈的方式，被人送了回来。

两个师父里，年长的那位叫释慧明，是静心庵的住持，她双手合十，对着我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语气里满是歉意：“施主，这位是我们庵里的释心静师父，也就是您的二姐。半个月前，她突发脑中风，抢救过来之后，半边身子瘫痪了，话也说不清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静心庵在山里，香火不旺，我们几个师父，都是靠着几亩薄田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照顾瘫痪在床的师父。她尘缘未了，最亲的人还是你们娘家人，思来想去，我们只能把她送回来，麻烦你们照顾了。”

说完，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包袱，递到我手里：“这是静心神父一辈子的东西，两件僧袍，一本《金刚经》，还有一张银行卡，里面是她这些年攒下的香火钱，一共三千二百块钱，都给你们带回来了。”

我捏着那个轻飘飘的包袱，手都在抖。旁边我大哥李秀根，听到动静从屋里跑出来，一听完这话，当场就炸了，指着担架上的二姐，红着眼睛骂：“现在知道她有娘家人了？当年她剃头发出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咱爹娘卧病在床，临死前喊着她的名字，她都不回来看一眼！现在她瘫了，不能动了，庙里不要她了，就送回我们家了？凭什么？！”

大哥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抖了：“我们李家，早就没这个人了！她不是出家了吗？不是四大皆空了吗？死也该死在庙里，送回来干什么？我们不收！”

两个师父被大哥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只能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担架上的二姐，像是听懂了大哥的话，浑浊的眼睛里，滚出了两行浑浊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想说话，却一个字都说不清楚，只能徒劳地晃着那只还能动的手。

我看着她这个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又酸又堵，又恨又疼。我拉了拉大哥的胳膊，红着眼说：“哥，算了，她再怎么说，也是咱亲二姐。爹娘要是还在，也不忍心看着她这样，躺在外面没人管。”

大哥喘着粗气，看着担架上哭得浑身发抖的二姐，最终还是狠狠跺了跺脚，扭过脸去，没再说话。

那天傍晚，我们还是把二姐抬进了屋，安置在了西厢房的床上。两个师父千恩万谢，又给我们鞠了一躬，没留下吃一口饭，就匆匆开车走了，像是甩掉了一个天大的包袱。

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西厢房里，传来二姐压抑的、含糊的哭声。我站在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她，脑子里全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怎么也没法把眼前这个瘫痪在床、瘦骨嶙峋的老尼姑，和当年那个眉眼清亮、性子刚烈的二姐，联系在一起。

我二姐李秀莲，是我们家四个孩子里，长得最好看，也最能干的一个。

我们老家在河南周口的农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姑娘，大多早早辍学，在家学做针线活，等着嫁人。我二姐不一样，她脑子灵，读书好，硬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高中的姑娘。

那时候的她，梳着两条黑亮的大辫子，眼睛亮得像星星，走在村里，回头率比谁都高。村里好多人家都托媒人来提亲，其中条件最好的，是邻村的村支书家的儿子，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端着铁饭碗，可我二姐都拒绝了，她说她要考大学，要走出这个农村，不想一辈子困在田埂上，困在灶台边。

可命运弄人，高考前三个月，我爹在地里干活，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躺在医院里，要一大笔医药费。家里的天一下子塌了，我娘天天以泪洗面，大哥那时候刚结婚，嫂子管得严，拿不出钱来。我二姐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爹，看着哭红了眼的娘，偷偷撕了自己的准考证，退了学。

她跟我娘说：“娘，大学我不考了，我出去打工，给我爹治病，供小妹读书。”

那时候她才19岁，本该有大好的前程，却为了这个家，硬生生把自己的路掐断了。

退学之后，她跟着村里的人，去了郑州的纺织厂打工，没日没夜地在车间里干活，三班倒，一个月挣的钱，除了留一点点吃饭，全寄回了家里。我爹的医药费，我读书的学费，全是她一针一线纺出来的。

就这么过了五年，我爹的腿好了，我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二姐也24岁了，该嫁人了。

这次，她终于松了口，答应了一门亲事。男方是她纺织厂的同事，家也是我们邻县的，人老实本分，对我二姐特别好，不嫌弃她家里负担重，说结婚之后，一起好好过日子，还支持她继续读书。

我们都以为，二姐苦了这么多年，终于要熬出头了。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婚期前一个月，出事了。

男方骑着摩托车，去县城给二姐买结婚用的三金，路上被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撞了，当场就没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二姐正在家里缝结婚用的被子，针一下子扎进了手指里，血珠冒了出来，她却像是没感觉到一样，愣在原地，半天没说一句话，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红缎子被面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男方下葬那天，二姐去了，在坟前跪了整整一天，没哭一声，也没说一句话。回来之后，她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以前那个爱笑爱说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就坐在院子里，看着天发呆。

更伤人的，是村里的闲言碎语。那些长舌妇，凑在一起嚼舌根，说我二姐命硬，克父克夫，是个扫把星，谁沾谁倒霉。这话传来传去，越传越难听，连带着我们家，都被人指指点点。

我娘气不过，跟人吵了好几架，可架不住人多嘴杂。二姐听了这些话，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关就是好几天。

后来，有人又给她介绍对象，男方要么是二婚带孩子的，要么是身体有残疾的，媒人说“你这命，能找个这样的就不错了，别挑了”。二姐听了，当着媒人的面，把茶杯摔了，说“我这辈子，不嫁人了”。

26岁那年，她还是嫁了。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我娘得了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家里又拿不出钱了。邻村一个开砖窑的老板，比她大八岁，死了老婆，愿意出医药费，条件是二姐嫁给他。

二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场婚姻，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个男人，看着人模人样，实际上脾气暴躁，好赌成性，喝了酒就打人。结婚不到半年，二姐就被他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她从来没跟家里说过，怕我们担心，怕村里人笑话。

结婚第二年，二姐生了个女儿，孩子刚满一岁，得了肺炎，高烧不退，要住院。那个男人不仅不给钱，还把家里的积蓄全输光了，二姐跪在地上求他，他一脚把二姐踹倒在地，骂她生了个赔钱货，死了才好。

最后，还是二姐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全卖了，才凑够了孩子的医药费，可还是晚了，孩子没救过来，走了。

孩子没了的那天，那个男人还在外面赌钱，一夜没回来。二姐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一滴眼泪都没掉。

等她从医院回来，就跟那个男人离了婚，净身出户，回了娘家。

回娘家之后，她就彻底变了。不说话，不吃饭，天天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本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佛经，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念有词。我娘跟她说话，她也不理，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面的一切，都跟她没关系了。

我们都以为她是受了刺激，缓一缓就好了。可谁也没想到，29岁那年的春天，她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爹娘，女儿不孝，尘缘已了，勿念”，然后就不见了。

我们疯了一样地找她，找了半个多月，才从一个一起在纺织厂打工的姐妹那里知道，她去了安徽九华山，在山脚下的静心庵，剃度出家了，法号释心静。

我大哥当时就买了火车票，要去九华山把她拉回来。可到了庵里，二姐死活不肯见他，只让师父带出来一句话：“我已经不是李秀莲了，我是释心静，俗世的家人，都已经断了，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大哥在庵门口等了三天，她都没出来见一面，大哥只能红着眼，一个人回了家。我娘知道了，当场就哭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天天坐在门口，看着村口的路，嘴里念叨着“莲莲，你回来吧，娘想你了”。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这39年里，她只给家里寄过三封信。第一封，是她出家的第三年，寥寥几句话，说她在庵里一切都好，让爹娘保重身体，不用惦记她。第二封，是我爹去世的时候，她寄了五百块钱回来，还是只有一句话，说自己尘缘已断，不能回来送终，让我们好好安葬爹。第三封，是我娘去世的时候，她又寄了一千块钱，还是没回来，信里只有四个字“阿弥陀佛”。

我娘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说：“梅啊，你二姐……她这辈子，太苦了。等我走了，她要是哪天想回来了，你们别拦着她，别骂她，给她留口饭吃，留个地方住……”

我当时哭着点头，跟我娘保证，只要二姐想回来，这个家永远有她的位置。可我那时候怎么也没想到，她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这个家。

二姐被送回来的头一个月，大哥几乎没进过西厢房的门。他心里有气，有恨，恨她当年狠心抛下爹娘，恨她几十年对家里不管不问，恨她现在瘫了，才想起这个家。

可嘴上说着不管，他还是默默去镇上的卫生院，给二姐买了治中风的药，买了成人纸尿裤，买了防褥疮的气垫床。嘴上骂着“死在庙里才好”，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还是去西厢房门口，听听里面的动静，怕她出什么事。

我每天给二姐擦身、喂饭、换纸尿裤，帮她活动那只瘫痪的胳膊和腿。她清醒的时候，就睁着眼睛，看着房顶，眼泪无声地往下流，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在道歉，又像是在后悔。

她那只还能动的右手，总是紧紧攥着，像是攥着什么宝贝。有一次我给她擦手，好不容易掰开了，才发现她手里攥着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双小小的、绣着花的虎头鞋，还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爹娘，还有年轻时候的我们兄妹四个。

那双虎头鞋，是她当年给夭折的女儿做的，一针一线，都是她亲手绣的。原来她剃了头发，念了几十年的佛经，说自己四大皆空，尘缘已了，可这两样东西，她贴身带了几十年，从来没放下过。

我拿着那两样东西，看着她，红着眼问：“二姐，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年是不是不该走？”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嘴里“呜呜”地说着，虽然听不清，可我知道，她在说“对不起”，在说“后悔了”。

她以为剃了头发，遁入空门，就能躲开俗世的苦，就能忘掉那些伤痛，那些遗憾，那些亏欠。可她躲了几十年，到最后才发现，心里的结，不是靠念经就能解开的，欠下的债，不是躲进庙里就能还清的。

她这辈子，太苦了。为了这个家，放弃了自己的前程；为了一段姻缘，赔上了半条命；为了逃离俗世的苦，斩断了所有的亲情，可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放下，什么都没躲开。

日子一天天过去，二姐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清醒一会儿，看着我们，用那只能动的手，拉着我的衣角，眼里满是愧疚。不好的时候，她会发高烧，说胡话，嘴里喊着爹娘，喊着她夭折的女儿，喊着那个没来得及结婚的未婚夫。

村里的人，知道二姐被送回来了，都过来看她。那些当年说她闲话的人，看着她瘫痪在床的样子，也都叹了口气，说“莲莲这孩子，这辈子，真是命苦”。

没人再提她当年不告而别，没人再怪她没给爹娘养老送终。大家都只记得，那个当年眉眼清亮的姑娘，为了这个家，放弃了自己的一辈子。

二姐在这个家里，只待了一年零四个月。

第二年的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她的情况越来越差，吃不下东西，只能靠喂点米汤维持。走的前一天，她突然清醒了，精神头特别好，眼睛也亮了，拉着我和大哥的手，用尽力气，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回……家……了……”

大哥握着她的手，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当场就哭了，红着眼跟她说：“二姐，没事，回家了就好，咱不怪你了，爹娘也不怪你了。”

二姐看着大哥，笑了，笑得像个孩子，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去西厢房给她喂水，发现她已经安安静静地走了，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神色，手里还攥着那双小小的虎头鞋。

她走的时候，刚满70岁。

我们按照她的遗愿，没有给她穿僧袍，给她换上了一身新的、红底碎花的棉袄棉裤，就像普通的农村老太太一样。我们把她葬在了爹娘的坟旁边，让她能永远陪着爹娘，再也不用颠沛流离，再也不用躲躲藏藏。

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静心庵的慧明师父也来了，给她念了经，跟我们说，静心神父在庵里的几十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念经，打扫庵堂，种地干活，话很少，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很少跟人交流。她这辈子，心里的苦，从来没跟人说过。

我站在坟前，看着新立的墓碑，上面写着“李秀莲之墓”，没有写法号。她当了39年的释心静，到最后，还是做回了李秀莲，做回了我们李家的二女儿，回到了她一辈子想逃离，最终还是魂归于此的家。

村里人都说，她信了一辈子佛，念了一辈子经，最后还是没能修成正果，还是要回俗世来，了这尘缘。

可我知道，她这辈子求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正果，不是什么往生极乐。她只是年轻的时候，被生活的苦逼得走投无路了，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想找个念想，撑着自己活下去。

她以为躲进庙里，就能躲开所有的苦，可到最后才明白，人生的苦，不是躲就能躲开的。该还的情，该了的缘，该补的亏欠，一步都少不得。

她走了之后，我和大哥，每年清明和过年，都会去爹娘和她的坟前，烧点纸，跟她说说话，告诉她家里的事，告诉她我们都很好。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我爹没有摔断腿，如果她的未婚夫没有出意外，如果她的女儿没有夭折，她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样子？她会不会考上大学，走出农村，过上她想要的日子？

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

她信了一辈子佛，剃度出家几十年，到最后才明白，佛在心中，不在庙里。真正的放下，不是斩断所有的亲情，躲进深山古刹，而是直面那些伤痛，承担那些亏欠，珍惜那些爱你的人。

只可惜，她明白得太晚了。

好在，最后，她还是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