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韩雪玉，是在丹东郊区的一家服装厂。
厂子不大，专门做对朝贸易，车间里几十个工人埋着头踩缝纫机。我跟着老板进去的时候，她们头都没抬，只有最角落的一个女孩，偷偷看了我一眼。
就那一眼，我看见她眼睛里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韩雪玉，25岁，从朝鲜来中国打工已经两年半了。
“还有半年就能回家了。”她说这话时，手里的活儿没停，缝纫机哒哒哒地响。
能来中国打工的朝鲜女孩，都是万里挑一。
雪玉告诉我，她们那批报名的有五百多人，最后选上的只有十个。政审要过三关，家世要清白，三代以内不能有任何“污点”。本人必须是大学毕业生，长相要好，还得会点才艺。
“你会什么？”
她笑了笑，说：“我会绣花。”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绣花”不是普通的绣花。她是平壤工艺美术大学的毕业生，专攻刺绣，在学校就是尖子生。她的作品参加过全国展览，得过奖。
“那为什么来工厂踩缝纫机？”
她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这里挣得多。”
雪玉在朝鲜时，是国营刺绣厂的工人。每天八小时，绣一些出口的商品，月薪折合人民币不到300块。
来中国打工，每月工资能拿到4500左右。扣除各种费用，到手2000出头。
“那也比朝鲜多得多。”她说，“干一年，顶那边十年。”
可她的生活，简朴得让人心疼。
工厂包吃包住，她从不额外花一分钱。早餐是一个馒头一碗粥，午餐是食堂的大锅菜，晚餐也一样。两年半，没下过一次馆子，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不想吃点好的吗？”
她摇摇头：“习惯了。在家的时候，过年才能吃上肉。”
她告诉我，每个月只留100块零花钱，剩下的全部寄回家。家里有爸妈，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在念大学，小妹妹还在上高中。
“我要供她们读书。”她说，“等她们毕业了，就不用像我一样出来了。”
雪玉的中文是在工厂里偷学的。
刚到中国时，她一句中文都不会。车间里有个中国大姐，人挺好的，偶尔教她几个词。她就拿个小本本记下来，晚上回宿舍背。
“你好”、“谢谢”、“多少钱”、“吃饭了没”——这些最简单的词，她背了整整三个月。
后来慢慢会说了，就开始跟中国工友聊天。她们聊电视剧，聊明星，聊孩子上学，聊房子涨价。雪玉听不懂，就硬着头皮听，听到不懂的词就记下来，回去查。
有一次，中国大姐问她：“你咋这么用功？”
她笑了笑，说：“我想多学点，回去教妹妹。”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教妹妹”不是教中文。她是想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记在心里，带回去给妹妹们看。
“她们出不来，我就帮她们看看。”她说。
雪玉有个秘密，是她后来才告诉我的。
她的手机里，存着几百张照片。都是在中国拍的——工厂的大门，宿舍的床铺，食堂的饭菜，丹东的街道，鸭绿江的夕阳。每张照片都普普通通，可她一张都舍不得删。
“带回去给妹妹们看。”她说，“让她们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
可有几张照片，她从来不给人看。
那是她偷偷拍的——丹东市区的夜景，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还有一张是商场里拍的，货架上摆满了东西，花花绿绿的，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个不能带回去。”她说，“万一被查出来，会有麻烦。”
“那为什么还拍？”
她沉默了很久，说：“因为好看。”
三年没回过家
雪玉来中国三年，一次都没回过家。
不是不想回，是不能回。合同签的是三年，中间不能请假，不能探亲。想家了，就打电话。每个月一次，每次十分钟。
“我妈每次电话都哭。”她说，“我也哭，但不能让她听见。”
有一次，她妈妈在电话里说，小妹妹考上大学了，家里高兴了好几天。挂了电话，她一个人在宿舍里哭了很久。
“高兴的事，哭什么？”
她摇摇头，没说话。
后来另一个朝鲜姑娘告诉我，那天她哭，是因为小妹妹考上的大学，就是她当年毕业的那所。如果她没出来打工，小妹妹是读不起的。
“她用自己换妹妹的前程。”那个姑娘说。
雪玉回国前一个月，丹东的冬天来了。
那天我去厂里看她，她正裹着一件薄薄的工装，在车间里踩缝纫机。手冻得通红，可她一直没停。
“这么冷，怎么不加件衣服？”
她笑了笑：“不冷。”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不冷，是没有厚衣服。三年了，她就那么两件换洗的工装，洗了穿，穿了洗，早就洗薄了。
“为什么不买一件？”
她犹豫了一下，说：“太贵了。”
“一件棉衣能有多贵？”
她想了想，说：“够我妹一个月的生活费。”
那天晚上，我去商场买了一件毛衣，打算送给她。第二天拿去厂里，她看了很久，摸了摸料子，然后摇摇头，把毛衣推回来。
“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能换一个吗？”
“换什么？”
“换成钱，寄给我妹。”
那一刻，我心里堵得慌。
雪玉回国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
她穿着来的时候那件旧外套，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里面装的是给家人带的东西——几件工厂处理的衣服，几包中国产的糖果，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
“三年了，就这点东西？”我问。
她笑了笑：“钱都寄回去了，东西多了带不动。”
火车快开了，她站在站台上，突然回头看我。
“谢谢你来看我。”她说，“你是第一个来送我的中国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想了想，又说：“回去以后，我会跟妹妹们讲中国。讲这里的人，讲这里的事，讲这里的好。”
“不讲不好的吗？”
她摇摇头：“不好的，不讲。讲了也没用。”
火车开了，她趴在窗户上冲我挥手。挥着挥着，我看见她的眼睛红了。
后来听说的故事
雪玉走后大半年，我收到过一封信。
是从朝鲜寄来的，信封皱皱巴巴的，贴着一张我不认识的邮票。打开一看，是雪玉写的。字歪歪扭扭的，用的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纸。
信里说，她到家了，一切安好。妈妈身体还行，两个妹妹都在读书。她用攒下的钱给家里盖了新房，虽然不大，但比原来的好多了。
信的最后，她写道：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还会想起丹东。想起工厂里哒哒哒的缝纫机声，想起食堂里的大锅菜，想起那个冬天你送的毛衣。我没要那件毛衣，可我记着你的心。谢谢你，记得我。”
信的末尾，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
两年后的消息
又过了两年，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姐，我是雪玉的大妹妹。我姐让我告诉你，她结婚了，生了个女儿。她说，给女儿起名叫丹丹。”
我愣了很久。
丹丹——丹东的丹。
那个从来没为自己花过一分钱的女孩，那个把三年青春换来的钱全寄回家的女孩，那个站在站台上红着眼眶冲我挥手的女孩，用这种方式，记住了一个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雪玉回国后，一直跟妹妹们讲中国。讲工厂里对她好的大姐，讲那个冬天想送她毛衣的人，讲丹东的街道有多宽，讲鸭绿江的夕阳有多好看。
她的小妹妹后来也考上了大学，学的专业是中文。
“等我毕业了，我要去中国看看。”那个素未谋面的姑娘，托人带话给我，“看看我姐待过的地方。”
前几天，我又去了丹东。
路过那家服装厂，大门换了新的，车间里还是哒哒哒的缝纫机声。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想起那个在流水线上偷学中文的女孩。
她后来过得好不好？她的小妹妹有没有来中国？那个叫丹丹的小女孩，知不知道她名字的来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世上有个叫韩雪玉的朝鲜女人，用三年青春，换了一扇窗。
窗外的世界，她只看了一点点。但那一丁点儿的光，被她小心翼翼地包好，揣在怀里，带回了那个还在慢慢打开的国家。
然后，那点光，又照亮了她的妹妹们。
也许有一天，她的女儿丹丹，会站在鸭绿江边，望着对岸。
那时候，她会知道，她妈妈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对岸的那一边，用三年时间，攒下一个名字。
韩雪玉——雪里的玉。
冷，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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