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的午后，阳光斜斜地穿过木格窗，在青砖地上铺出一片片菱形的光斑。父亲正坐在那把藤椅上，就着光，慢条斯理地削一只苹果。果皮连着，垂成一条匀称的、不间断的螺旋，像岁月本身安静流淌的模样。
他削得极慢，刀刃与果肉分离时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混着院里那棵老槐树上时断时续的蝉鸣。削好了，他并不急着吃，而是用刀尖将苹果匀匀地分成四瓣，剜去核，再将其中一瓣递给我。果肉在光里泛着温润的微黄，香气清浅而克制。
我便想起许多关于父亲的“度”来。这“度”，不是尺子量出来的，倒像是从他骨子里长出来的、一种无声的韵律。
他吃东西，向来是“点到为止”。记得三年前他做肠胃镜，饿了三日，出院那晚，母亲炖了鸡汤。澄黄的油珠儿在汤面漾着，香气挠人心肺。他却只盛了小半碗，吹着气，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了，把碗轻轻一推，任旁人怎么劝，也只是笑着摇头：“够了，再喝，味道就浊了。” 那满足的神色，倒比我们这些大快朵颐的人更真切些。他常说，脾胃这东西，你让它留三分空地，它才转得开身，才念着你的好。
他的“动”与“静”，也自有一番章程。每日清晨，他总在院中那方小天地里活动筋骨。一套太极拳，打得云淡风轻，至额角微微见汗，便敛势收功，绝不贪多。他说，运动这事，像写毛笔字，笔锋到了，意到了，就要懂得提笔。一味蛮力，反倒伤了纸，也坏了那股气韵。午后，他便在那藤椅上，看一卷闲书。看倦了，便将书覆在膝头，闭目养神，任日影在眼皮上从明晃晃的一片，渐渐暖成橘红。他睡得浅，像一片叶子浮在水面，稍有风吹草动便醒转，眼里仍是一片澄明，不见混沌。
这“度”的精髓，更在待人的分寸里。我少年时，有次因件小事与好友起了龃龉，心下愤懑，回家时把门摔得山响。父亲正在书房里临帖，闻声，笔尖在空中顿了顿，一滴墨悬在毫端，终究没有落下。他没出来询问，也没出声训斥。只是到了晚饭时，桌上多了一碟我爱的糖醋排骨，就摆在我常坐的位置前。他没提那扇门，也没提我的心事，只是闲聊些今日的新闻，菜市的物价。那顿饭，我吃得喉咙发哽，心里的块垒，却在那寻常的烟火气里，不知不觉地消融了。他给了一个少年人兀自生气、又悄悄和解的空间与尊严。
最让我叹服的，是他对钱财的态度。族里有位叔伯，前些年生意落败，欠下不少债，年关时躲得不见人。除夕夜，他却瑟缩地出现在我家门前。父亲将他让进来，添了副碗筷。席间无话，只静静地吃饭。饭后，父亲泡了茶，才从屋里取出一个旧信封，推过去：“钱不多，先把工人的工资结了。欠条我写好了，你按个手印。亲兄弟，钱财上清白，情分才长久。” 话平平淡淡，没有施舍的怜悯，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训。那位叔伯捏着信封，手指关节都发了白，眼泪直直地砸在茶几玻璃上，咚的一声。那不是救济，那是一种更深的体恤——它既渡了人的急，又护住了人的脸。
窗外的光，不知什么时候移到了父亲的手背上。那双手，筋络微突，皮肤松了，斑斑点点，是岁月的印记。可它还是稳的，捏着那瓣苹果，像捏着一件易碎又珍贵的瓷器。
我终于懂得，父亲的“度”，不是算计，不是拘谨。那是一种深谙生命质地后的敬畏与谦逊。他知道饭该吃到几分，力该使到几成，情该放到多深。那是在满溢的边缘，轻轻地、从容地收住。于是，生命便有了余地，有了回甘，有了在漫长岁月里不疾不徐、不枯不竭的从容。
他将他的一生，活成了一条平静而深阔的河流。不起惊涛，不见枯水，只是依着自然的韵律，该蜿蜒时蜿蜒，该奔流时奔流，最后，稳稳地流向他自己的归处。
我接过那瓣苹果，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液，瞬间盈满了口腔。不浓，不腻，是刚刚好的、让人安心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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