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那个秋天，九月里，一位85岁的老人在平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位名叫徐哲的老爷子走得很风光。
他不光顶着“共和国英雄”的头衔，生前还坐过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长的高位。
就连他的儿子徐东明，后来也进了权力核心，当上了第十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的代表。
要是抛开这些显赫的官衔，你会发现，这老头其实就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把日历往前翻四十三年，回到1949。
那时候的徐哲还不是什么大人物，他的名头是“韩国游击军第一军团”参谋长。
那一年，跟他一块儿跨过三八线往南钻的战友，绝大部分最后都成了档案里冰冷的统计数据。
有人专门算过一笔账，从1948年尾巴到1950年年初，北边为了给南方的游击战添柴火，前前后后搞了十次武装渗透。
总共把2385名特工送上了不归路。
这两千三百多号人，能全须全尾回来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徐哲就是那个祖坟冒青烟的幸运儿。
好多人提起这段往事，总觉得这就是打打游击，派几个人去捣捣乱。
可你要是把这十次行动摊开来细看，这哪是什么骚扰啊，这分明就是一场赌红了眼的“添油战术”，本钱下得一次比一次大。
平壤那边的算盘，到底是咋打的？
火种是在1948年埋下的。
那会儿韩国南边的丽水、顺天闹兵变，虽说很快就被压下去了，但南劳党觉得这火还能接着烧，琢磨着要把战火引到全罗南道以外的地方去。
算盘打得挺响，可现实太打脸。
结果咋样？
才过了一个月，1949年1月18日凌晨四点半，当地警署有个叫崔龙圭的分署长，领着一帮警察摸黑就摸上去了。
那场仗打得简直像个笑话。
离警署也就八公里路，警察愣是把枪管子顶到了游击队的脑门心上。
最后警察那边连层皮都没蹭破，游击队这边呢，主席林炳春带头，十五个人当场被打成了筛子，司令崔一圭成了俘虏。
就一个月，连锅端。
眼瞅着本地的组织烂泥扶不上墙，咋整？
摆在平壤面前就两条路：要么认栽收手，要么从北边派“强援”。
他们咬牙选了第二条路。
而且，这往里砸的“筹码”越来越重。
头一回试水是在1948年11月。
两百号人民军特工越过分界线，直扑永月郡的马查里煤矿。
为啥盯上这儿？
因为那儿有个发电厂。
这账算得挺精：要是能把这个供韩国东北部的电厂给炸了，那乱子可比杀几个片警大多了。
再加上煤矿经理泰完善还是南劳党的地下党，里应外合，听着就有戏。
本来是步好棋，可真动起手来全乱套了。
11月26日凌晨两点，特工队刚摸到寿甲峰，就被韩军给咬住了。
这仗打得一点不像特工干活，反倒打成了硬碰硬的正规战。
韩军那个指挥官高上尉，都在交火中挂了彩。
下场很惨：八十个人被打散了，剩下那一百二十号人在撤退路上让人家给包了饺子。
“外援”的第一板斧，砍劈了。
照理说，既然本地发展不起来，派人渗透又是送死，是不是该换个脑子？
可偏偏这时候，一帮特殊的人物被推上了赌桌。
这也是整件事里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地方。
到了1949年下半年，渗透行动搞到第四、第五轮的时候，带队的不再是那种大老粗军官了，全是当时朝鲜半岛顶尖的知识分子精英。
你看看这几个人的履历：
第四次渗透的头儿叫金达三，本名李承镇，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还在旧日军里当过少尉。
后来跟着南下的李昊济，那是高丽大学前身——宝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学法律的尖子。
还有一个叫朴致祐，京城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大学）法学部毕业，那是搞哲学的，当过报纸主编。
这几位爷，搁在任何一个太平盛世，那都是当部长的料，或者是学界的泰斗。
干嘛非得把这些拿笔杆子的秀才扔进山沟里去打游击？
背后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南边的游击战打不开局面，不光是缺枪少弹，更缺“脑子”，缺那种能把老百姓煽动起来、能建立根据地的政治领袖。
平壤是想把这些超级精英撒下去，把那一盘散沙的游击队捏成个拳头。
1949年8月，金达三带着队伍动身了。
旱路不通走水路，坐着小舢板硬是从海上把军火运到了庆尚北道的宝贤山，算是扎下了钉子。
紧接着，9月20日，也就是咱开头说的那个徐哲，护着哲学家朴致祐、学生领袖李昊济，领着三百六十号人的“第一军团”往南穿插太白山，想去跟金达三汇合。
这就是历史上挺有名的“宝贤山会师”。
可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高光时刻了。
这帮精英虽然碰上了头，却一脚踩进了死胡同。
韩国军警像铁桶一样把深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到了12月，韩国那边调了第10步兵联队的两个大队，外加三个警察大队，像梳头发一样在山里拉网清剿。
那个搞哲学的朴致祐，就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了。
形势明摆着：在韩国这种地形上打游击，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可是，之前砸进去的本钱太大了。
李昊济和金达三这种大咖还困在山里头，救，还是不救？
这不仅仅是算军事账，更是在算政治账。
于是，到了1950年3月，为了把这些困在笼子里的精英捞出来，北边发起了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渗透。
这一回可不一样。
如果说前几次还是特工搞偷袭，这次简直就是正规军换了身马甲。
指挥官金尚昊带了三百人，金武贤带了三百五，兵分两路往下冲。
看看他们带的家伙事儿：五门迫击炮、十三挺轻机枪、三百多支步枪，还有冲锋枪、卡宾枪…
这火力配置，完全是奔着攻坚战去的。
可惜啊，大门早就关严实了。
就在这支武装到牙齿的救援队出发前三天，1950年3月24日，苦苦支撑的金达三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半隆山那一带，金达三的卫队被韩军第185部队死死咬住。
从大中午一点一直打到日头落山，整整五个钟头的血战。
最后，韩军打扫战场的时候，翻出了一具尸体。
尸体边上扔着一把毛瑟手枪，还有个用俄语密密麻麻写满字的作战笔记本。
那位日本名校毕业、当过日军少尉的游击队指挥官，就这么没了。
至于那两支扛着迫击炮南下的救援队，下场也没好到哪去。
随后的一个月里，他们被韩国军警打得落花流水。
金武贤被打死，参谋长张天锡也没跑掉。
韩国那边把重武器几乎全缴了。
十次渗透，两千三百八十五条人命，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消散在太白山脉的崇山峻岭里。
徐哲是个极少数的例外。
作为第一军团参谋长，这老兄在苏联远东88旅受过特训，那是老侦察员了，硬是凭着那股子在死人堆里打滚的经验，带着几十个兄弟奇迹般地杀出重围，跑回了北方。
这一次次惨痛的教训，给平壤方面换回来一个残酷但又无比清晰的结论：
靠小股部队渗透、靠特工、靠扶持南方游击队去搞垮韩国政权，这条道儿堵死了。
哪怕你把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最精锐的特工都填进去，也是肉包子打狗。
既然“暗度陈仓”玩不转，那就只能“明修栈道”了。
那些在这一系列行动中活下来的极少数人，后来被编进了大名鼎鼎的“第766游击联队”。
三个月后，1950年6月，当这帮人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身边不再是拿着卡宾枪的特工，而是轰隆隆碾过三八线的T-34坦克。
就在那一瞬间，历史翻开了更血腥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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