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对于中国空军的某支飞行大队来说，气氛有些诡异。
这一年，他们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考试”。
考场上没有操纵杆，不测飞行特技，测的是人心向背。
大队面临撤编，身为副大队长的岳喜翠，人生忽然就走到了三岔路口。
这第一条路，是转身去民航。
那会儿是八十年代中期，民航业火得一塌糊涂，熟练飞行员比金子还精贵。
只要点头，立马就是高薪待遇，住大都市，开波音大客机，既体面又舒坦。
第二条路，改行做地面工作。
告别蓝天，也没了生命危险，安安稳稳熬到退休。
第三条路，也是最难的一条——留在部队。
可老部队没了，想留就得去鄂西的大山沟里，待遇跟民航比那是天壤之别，而且一切还得从头再来，去摸索新机型。
换了是你，这题怎么解？
按照咱普通人的心思，闭着眼也得选第一条。
名利双收的好事，谁推谁傻。
可偏偏岳喜翠心里的算盘，打法跟别人不一样。
她不但选了那条明摆着“吃亏”的第三条路，还跟组织提了三个让人跌破眼镜的条件：免去行政职务，只当个普通飞行员；坚决不去大城市享福；无论如何得让她尽快飞上天。
当时好多人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去钻穷山沟？
岳喜翠也没藏着掖着，撂下一句大实话：“我就算拿再多的钱，也抵不上人民培养一个飞行员费用的零头！”
这话乍一听像大道理，可在岳喜翠这儿，那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这笔账，还得从她在莫斯科“留学”那会儿算起。
几年前，岳喜翠作为尖子生被派到苏联深造。
在异国他乡的跑道上，她指着飞机跟战友们算账：“咱们只要升空飞一小时，就是350美元。
这全是老百姓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血汗钱，咱们要是学不到真本事，怎么交代？”
八十年代的350美元是个什么概念？
按当时的物价折算，那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好几年的总进项。
在岳喜翠看来，自己在天上转一圈，就是在烧国家的家底。
要是这时候为了自己贪图享受跳槽去民航，这笔“国家投资”就算打了水漂。
这笔良心债还没还清，她哪儿也不能去。
这种“拿命还债”的执念，几乎刻进了她几十年的军旅骨髓里。
把日历翻回到1978年的那个冬天。
那时候新疆旱得厉害，两百多万亩小麦眼瞅着就要绝收，急需一场大雪来保墒。
气象台好不容易盼来了一股从苏联那边飘过天山的云层，机会稍纵即逝。
这副担子，压到了岳喜翠肩上。
可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起飞定在后半夜，外头气温零下二十度，能见度连一千米都不到。
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搞人工降雪，简直就是在鬼门关门口翻跟头。
飞，还是不飞？
如果不飞，理由现成且充分：天气不够起飞标准，为了保全飞机，取消任务谁也挑不出理来。
可要是硬飞，一旦有个闪失，那就是人机俱毁。
岳喜翠心里的那架天平又开始晃悠了：飞机的身价固然高，可那两百多万亩麦子关系到新疆老百姓明年的饭碗。
在这个天平上，老百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她没打愣，抓起话筒就联系塔台：申请起飞。
谁承想，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飞机滑跑加速，轮子刚要离地的节骨眼上，出事了。
因为天实在太冷，迎面扑来的冰霜瞬间把风挡玻璃糊了个严严实实。
跑道灯、标志线，眨眼间全都不见了。
这会儿飞机正全速冲刺，既看不清前头，也看不见外头。
留给她的反应时间，只有眨一下眼的功夫：
要是这时候收油门中断起飞，飞机在巨大的惯性下肯定冲出跑道，大概率翻车爆炸。
别说救灾了，自己先成了事故主角。
要是强行拉起来，前头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全靠仪表盲飞，手稍微抖一下就是撞山。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瞬间，岳喜翠拿出了一股子惊人的赌性——或者说，是艺高人胆大的自信。
她没减速，反而果断拉杆。
这架飞机在这个“瞎眼”的女司机手里，硬是靠着仪表盘那几个指针，稳稳当当地钻进了黑漆漆的夜空。
这一把险棋走对了：我国头一次人工降雪大获全胜，好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
外人只看见了结果的风光，谁知道这背后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其实，岳喜翠这种“硬骨头”的脾气，打从穿军装那天起就定型了。
1965年，十七岁的岳喜翠从上千个姑娘里杀出重围，成了空军第三批女飞行员。
她的家世有点意思——父亲岳志刚是岳飞的后代。
许是这血脉里的基因作祟，再加上班主任杜嫦娥（烈士子女）的言传身教，她骨子里就带着一股“精忠报国”的拗劲儿。
可老天爷似乎专门喜欢跟这种倔人过不去。
刚进航校没飞几天，她就碰上了一道坎——全身游走性关节痛。
这病对飞行员来说就是要命的。
关节疼得钻心，动都费劲，路都走不利索，还想开飞机？
医生的诊断书冷冰冰的：停飞。
对于一个刚摸到梦想边缘的少女来说，这跟判了死刑没啥两样。
换个一般人，估计也就认命了。
转个地勤，或者退伍回家，都合情合理。
毕竟身体垮了还怎么闹革命？
但岳喜翠偏不信这个邪。
为了能重回蓝天，她给自己下了剂“猛药”。
每天天还没亮，她就咬着牙去外头跑步。
关节疼？
那就跑到麻木为止。
既然药治不好，那就拿意志力来治。
另一边，她在内场死磕航空原理，在脑海里一遍遍把飞行动作过了无数回。
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打了两个多月。
等她再次站到体检医生跟前时，奇迹真的发生了——症状全无，身体指标杠杠的。
医生在体检单上大笔一挥：飞行合格。
这四个字，是她用无数次疼得龇牙咧嘴的奔跑换回来的。
靠着这股子狠劲，岳喜翠在部队里一路过关斩将。
1968年，她二十岁生日那天，是在给西北核试验做保障任务的飞机上过的。
1972年，二十四岁的她，正式当上了机长。
转眼到了1985年夏天，她拉着十多位首长从河南飞湖北。
半道上碰上了超大雷雨，雨点子跟石头似的砸在机身上，闪电就在窗户边上炸响。
这种阵仗，不少老机长腿肚子都得转筋，可岳喜翠硬是凭着那份沉稳，从云层的夹缝里杀出一条路，把一飞机的“大人物”平安带回了地面。
从飞行员、机长，到师政治部副主任、副师长，再到后来去广州军区空军当参谋长助理、副参谋长。
官越做越大，但她给自己划的那道红线，从来没挪过窝。
随着职位升高，她给自己立了“约法三章”：别把荣誉当老本吃，别把官职当特权使，别忘了跟底下兵打成一片。
这可不是喊口号。
回过头再看1985年那个决定命运的路口，要是她当时贪图民航的高薪水，中国顶多就是多了一个有钱的民航女机长，但绝不会有后来这位让全军上下竖大拇指的女将军。
2003年7月，五十五岁的岳喜翠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这颗将星的分量，放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比，显得格外沉甸甸。
民国那会儿，宋美龄也挂过空军中将的衔，胸前也别过空军的徽章。
但那更多是个政治姿态，是个面子工程，她可没真开着战机上天跟人拼命。
而岳喜翠这个少将，那是靠几千个小时的飞行记录，靠一次次在积冰、雷暴、盲降里玩命，靠放弃荣华富贵死守一线换来的。
直到这一年，咱们新中国才终于培养出了一位真正从驾驶舱里飞出来的女将军。
“中国第一女飞”这个名头，戴在她头上，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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