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那个春天，开封城里炸开了一个惊雷般的消息：刚刚坐镇中原没几个月的胡督办，人没了。
灵车一路往西，要送他回陕西老家入土，这一晃荡就在路上走了二十多天。
怪事也就是这时候发生的。
照理说，那个年头的军阀死了，老百姓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么心里偷着乐，觉得阎王爷总算开了眼。
可偏偏胡景翼的灵柩路过哪里，哪里的路边就摆满了老百姓自发凑出来的祭品，哭喊声震天响，纸钱飘得像下雪一样。
这种场景，搁在那个“兵过如梳，匪过如篦”的乱世，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时代的带兵人，大概齐能分成两拨。
一拨是把地盘当自家后院的“土皇帝”，脑子里只有刮地皮、拉杆子，然后拿这些当筹码去跟更大的头目讨价还价。
另一拨，就是胡景翼。
他是个彻底的“另类”，这辈子尽干些当时聪明人觉得“亏本”的买卖。
这笔账，得从他刚出道那会儿算起。
胡景翼是陕西富平出来的关中汉子，小时候练过高家拳，一身的硬功夫。
但在学堂看了几本讲新道理的小册子后，他心里亮堂了：光靠拳头硬，这世道变不了。
1911年武昌那边枪声一响，胡景翼二话没说，连夜冲上耀县药王山，把反清的大旗给扯了起来。
那时候他手底下有个第一标，全是靠着老乡情分，硬生生从渭北凑起来的班底。
队伍刚拉起来，立马就撞上了那个年代所有“草头王”最头疼的坎儿：没钱没粮。
仗打得挺顺手，收复了渭北几个镇子，还顺手收拾了帮会头子张南辉，缴了一大批粮食。
这会儿，一道必须要做的选择题摆在了案头。
路子一：把粮食扣下当军饷。
乱世里，有粮才有兵，有兵腰杆子才硬。
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军阀闭着眼都会选的路，也是所谓最“理智”的活法。
路子二：把粮食分了。
手底下有兄弟急眼了：“大哥，这可是拿命换回来的，留着招兵买马不好吗？”
胡景翼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咱们提着脑袋干仗图什么？
不就是为了把乡亲们从清廷和土匪窝里捞出来吗？
这粮食本来就是从百姓牙缝里抢走的，现在还回去，那是天经地义。
于是，他选了第二条路。
这事儿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败家到了极点。
可也就是这种“傻劲儿”，让他还没成气候的时候，就在陕西地界攒下了吓人的好名声。
后来直皖战争一打，他的队伍被直系收编，挂牌成了陕军第一师。
胡景翼表面上装得挺顺从，背地里却在疯狂“憋大招”。
别的军阀忙着抢地盘、抽大烟、纳小老婆的时候，胡景翼在干嘛？
他在逼着手底下的大老粗识字。
他请了教书先生，教士兵念书，还得练战术、练射击。
他是一门心思要把这支泥腿子组成的队伍，变成一支明白“为啥要打仗”的铁军。
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打。
这又是胡景翼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
那时候局势乱成一锅粥。
直系的吴佩孚看着势头猛，其实底下人心早就散了。
胡景翼手里攥着三张牌。
要么跟着吴佩孚一条道走到黑，当个听话的打手，运气好能混个省长；
要么搬个板凳坐山观虎斗，等分出胜负再下注；
要么就玩把大的——倒戈。
他和冯玉祥、孙岳拜了把子。
这三个人脾气差得远了去了。
冯玉祥是个急脾气，能打仗但容易冲动；孙岳办事四平八稳；而胡景翼，恰好成了黏合这两人的胶水。
中秋节那天，他们突然调转枪口，搞出了那场著名的北京政变，直接端了曹锟的老窝。
这一手，直接把北洋军阀的历史进程给改写了。
事后，胡景翼挂上了国民军副总司令的头衔。
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守着京畿，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就成了向南边发展的急先锋。
他带着弟兄们一路南下，把吴佩孚的残兵败将扫了个干净，最后在河南站稳了脚跟。
到了河南，胡景翼这把“算盘”打得更响，也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那时候的河南，在各路军阀眼里就是块肥肉，也是个火药桶。
土匪遍地，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换个别的督办来，头一件事准是搜刮民脂民膏，先把之前的军费捞回来再说。
胡景翼偏不这么干。
他扔出四个字：“豫人治豫”。
这四个字分量重得很。
为了落实这四个字，他把宋振标、郭仲隗这些河南本地有名的读书人请出山，给他们实权，让他们放手去整顿官场歪风，狠狠收拾土匪。
不光这样，他还干了几件“赔本买卖”。
掏钱修铁路、办工厂，这都是长线投资，猴年马月才能见回头钱；专门拨钱资助穷娃娃读书，这纯粹是做慈善；他甚至还搞了个“古墓保存会”，派兵盯着荒郊野岭的老坟头，生怕被乱兵挖了去换军费。
最让人把下巴惊掉的是，他大门敞开，把李大钊和王若飞给请来了。
一个是北大教授，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留洋回来的革命党。
胡景翼请他们给自己的兵讲课，讲新道理，讲啥叫革命。
他还挑了一批好苗子，送到苏联去留学，临走前嘱咐：“去学人家的本事，回来救咱们中国。”
这是多大的心胸？
在那个军阀把军队当私产、防“赤化”像防老虎的年代，胡景翼这是主动给自己的部队“换血”。
可惜，老天爷不给时间。
1925年刚开春，著名的“胡憨之战”爆发了。
对手是盘踞豫西的镇嵩军头子憨玉琨。
这时候，胡景翼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左胳膊上长了个大疔疮，也就是中医说的“发背”那类恶疮。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头，这玩意儿是能要命的。
那一仗打得惨得很。
憨玉琨觉得胡景翼病得快不行了，肯定管不了事，想趁机反扑。
确实，胡景翼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按常理，主帅病重，哪怕不去大城市看病，也该躲在后方指挥。
但胡景翼心里的账是这么算的：我要是这时候退了，人心就散了。
这一仗要是输了，河南又要落到那帮只知道抢东西的旧军阀手里，之前的建设、改革，全得打水漂。
于是，前线出现了让人傻眼的一幕。
胡景翼让人把他抬上轿子，一路抬到了最前沿的战壕里。
他咬着牙忍着剧痛，在火线上指挥。
国民二军的士兵一看主帅都这样了，一个个眼睛都杀红了，硬是把憨玉琨的防线撕开个大口子，一口气拿下了洛阳。
进城那天，胡景翼下的第一道命令，还是那个老规矩：
“谁敢动老百姓一针一线，军法处置。”
那是他这辈子最后的高光时刻。
到了4月份，因为累过头了，再加上伤口感染恶化，胡景翼在开封的公馆里倒下了。
快不行的时候，他死死攥着部下岳维峻的手，气若游丝，断断续续地交代：“河南的事…
你接着办…
最后，他长叹一声：“英雄至此，肝肠寸断矣。”
这句话，是他对自己壮志未酬最无奈的总结。
他走后，孙中山先生评价他“所历弥苦，所志弥坚”。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写了墓志铭，字字句句都是惋惜。
后来，冯玉祥在郑州修了个“胡公祠”，对联上写着“奠幽燕、绥汴洛”，纪念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
甚至到了1936年，抗日名将董其武回忆起这位老上级，还是那句话：“胡司令心里是真装着老百姓。”
胡景翼走的每一步，好像都在跟当时军阀界的“成功学”对着干。
他不攒私房钱，不搞家族式那一套，不防备新思想，甚至连命都不惜。
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样板。
他当年办的志诚中学，后来走出了无数人才；他带出来的国民二军，后来成了北伐战争里的一把尖刀。
要是老天爷再给他十年，要是他能在河南把那套“豫人治豫”、甚至带着点红色色彩的实验做到底，近代中国的北方历史，说不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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