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冬天，京城寒风刺骨，某部委办公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几位主管进口业务的负责人盯着桌上那堆合同，脸色比锅底还黑。
这批单子太邪门了，外商报出的价格就像是安了导航一样，“精准”得吓人。
要知道，在国际贸易的谈判桌上，哪次不是双方像拉锯一样，你进我退，磨破了嘴皮子价格才会一点点靠拢？
可这几笔进口汽车的买卖，洋人给出的报价，竟然不偏不倚，正好卡在我们内部定下的“底线”边上。
一次算巧合，两次算运气，要是连着三次都这样，那这就不是生意了，这是有人在就把家底往外掏。
顺着这点蛛丝马迹，有关部门立刻开始暗中摸排。
查出来的结果，让所有人眼珠子差点掉出来：那个在牌桌下给对手递牌的人，居然是国家经委进出口局的副处长，也是开国上将叶飞的大女儿——叶之枫。
这消息一出，在当年的北京圈子里就像扔了一颗重磅炸弹。
大伙儿怎么都想不通：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又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前程似锦，怎么会为了几台录像机、几万块钱，就把国家的利益给卖了？
其实，咱们要是把时钟拨回到案发前，扒开她当时面临的岔路口，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一时糊涂，而是一场算盘打得精刮响，结果却输得底掉的利益交换。
那时候叶之枫手里的权力有多大？
80年代初，咱们国家搞的是价格“双轨制”。
计划内的东西是白菜价，计划外的那就是天价。
这中间巨大的差额，就是那个年代财富的喷涌口。
而叶之枫管的，偏偏是当时抢破头的“硬通货”——国家专项进口汽车的审批权。
那会儿，一家单位想买辆车，排队排上班年那是家常便饭；私人想搞辆进口车？
那是做梦。
她手里的笔尖只要稍微歪一歪，批出来的就是无数人抢破头都抢不到的金疙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港商张常胜凑了上来。
这也是叶之枫碰上的头一个大考验：这个“见面礼”，接还是不接？
张常胜是个老江湖，没一上来就谈什么大生意，而是先搞“感情投资”。
叶之枫随口漏了一句无关痛痒的数据，张常胜转手就递上了2.5万港币和一台录像机。
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拿几十块钱，这一台录像机，够普通老百姓不吃不喝干好几年的。
叶之枫心里的那杆秤，歪了。
她大概觉得，自己就是动动嘴皮子，既没杀人放火也没抢劫，但这实实在在的好处却是唾手可得。
也就是在揣进这第一笔“感谢费”的时候，她心里的那道防洪堤，决口了。
这就是犯罪心理学里常说的“破窗效应”：窗户一旦打破一个洞，后面再烂下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人的心理防线这玩意儿，从来只有守得住和守不住，没有守住一半的说法。
紧接着，第二个更要命的决策点来了：是用专业本事给国家守门，还是用专业本事钻空子？
叶之枫可不是那种混日子的纨绔子弟。
她在70年代可是凭真本事考进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的，那是国家重点项目的王牌专业。
毕业进了经委，同事对她的评价都是“英语溜，谈判脑子清楚”。
说白了，她是个懂行的内家子。
可偏偏就是因为懂行，她这一叛变，杀伤力才大得惊人。
普通人泄密，可能就是嘴把不住门说漏了；叶之枫泄密，那叫“技术性犯罪”。
她不光把谈判的底价透给张常胜，还利用自己对国家政策变动时间的精准拿捏，手把手教外商怎么通过“倒签合同”来躲避监管。
这笔账算下来，能把人气得哆嗦：短短半年，就因为外商看穿了我们的底牌，搞得我们在谈判桌上处处挨打，只能捏着鼻子认高价。
光进口汽车这一项，国库就多掏了将近一千万美元的冤枉钱。
一千万美元啥概念？
在那个外汇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这笔钱够盖起两座大型汽车装配工厂。
那叶之枫从中落着了多少好呢？
案发后一统计，她涉案的金额折合人民币大概两百多万。
为了这两百万的私房钱，她让国家赔进去了一千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两座潜在的工厂。
这笔买卖，她是赢了小账，输了大账；肥了个人，坑了国家。
等到1986年办案人员头一回找她谈话时，叶之枫的反应特别耐人寻味。
她一点没觉得慌，反而一脸的无所谓。
她翻来覆去就那套词儿：“我就是随口聊聊，没想过要害国家。”
这话，其实把她潜意识里的第三个错误逻辑给抖搂出来了：把“个人捞钱”和“国家损失”在心里做了切割。
在她的脑子里，她和张常胜那是“朋友帮忙”，拿钱属于“礼尚往来”。
至于国家赔了多少钱，那是公家的事，是个冷冰冰的数字，跟她个人的良心没半毛钱关系。
这种“高知犯罪”最阴的地方就在这儿。
他们总喜欢拿“人情”、“潜规则”来给自己催眠，好让那本来就不怎么坚定的良知彻底麻木。
可这套歪理邪说在铁证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录音、信件、钱款去向，每一条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不是什么无心之过，这就是对国家利益的蓄意出卖。
这事儿传到叶飞将军耳朵里的时候，老将军正病着，躺在床上。
叶飞这一辈子，那是从闽东游击战一路打到福建解放，治军严得出了名。
他对家里的孩子有个雷打不动的“约法三章”：不许出国镀金、不许利用关系经商、不许为了私利拉关系。
这三条规矩，在当年的部队大院里那是硬得不能再硬的杠杠。
叶飞的大闺女叶小楠调动工作，全程绕着父亲的管辖范围走；三闺女叶葳葳被分到条件艰苦的青海德令哈，写信想调回来，叶飞回信就一句冷冰冰的话：“别人能在那个鬼地方活，你咋就不能？”
叶葳葳在戈壁滩上硬是扛了好几年，愣是没动用父亲的一丁点权力。
同样的家风，同样的爹，咋到了叶之枫这儿就不灵了呢？
叶飞听完案情，长叹了一口气，说了句让人心酸的话：“家教还是薄了。”
这句感叹，后来在老干部堆里传得很开。
这不光是一位父亲的自责，更像是对那个剧变时代的一种反思。
在战火纷飞和建设初期，考验的是生与死、能不能吃苦。
叶家的孩子在这方面都挺直了腰杆。
叶之枫早年靠自己考大学、拼命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可到了80年代，考卷变了。
考题不再是枪林弹雨，而是灯红酒绿；不再是能不能吃苦，而是能不能扛得住诱惑。
当手里的权力变现变得这么容易，当周围的人都开始疯抢票子，那个曾经只属于“公家”的道德大堤，要是光靠“家教”来守，确实显得单薄了点。
没有制度的笼子，家教再严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最高人民法院后来特意把这个案子当典型发出来，就是为了给所有人提个醒：在法律面前，没有什么“将门之后”，只有“守法公民”。
叶之枫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这一锤子下去，算是给那个躁动的时代敲了一记警钟。
进了监狱的叶之枫，人生路算是彻底断了。
漫长的17年刑期，逼着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听说，她在号子里开始拿起了画笔。
出来以后，更是拜了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当老师，一门心思钻研书画。
后来，她的作品《松鹤图》在展览上露了面。
懂行的人看了说，画风沉稳内敛，笔墨里再也找不见当年谈判桌上那种算计和锐气。
有个细节值得一说，她把部分画作拍卖了，换来的钱全都捐给了公益事业。
这种做法，虽然跟父亲叶飞“保家卫国”的路子不一样，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想找回那个曾经丢掉的叶家底色——“不谋私利”。
只可惜这份觉醒，来得太晚，代价太惨重。
回想1985年的那个深秋，要是她在张常胜递过来那一沓子港币的时候，脑子里能闪过德令哈漫天的风沙，或者父亲那张严肃的脸，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但历史不卖后悔药。
所有的选择，早就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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