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良 | 中國古瓷所見月亮和動物組合圖像|動物|古瓷|月亮|瓷器|白瓷|磁州窑|青瓷|青花|龙泉窑

中國古瓷所見月亮和動物組合圖像

谢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中國古陶瓷上的月亮和動物組合圖像並不少見。有的一目了然，有的略顯隱晦需要推敲，而看似明確的案例當中也存在著多種變形，有必要做一梳理。從筆者得見的資料，可以將之區分為：A、兼具文本和圖像者，B、有文本而乏圖像者，C、有圖像而缺文本者，等三種樣態或類型。以下先談B型有文本但缺圖像例，次談A型文圖兼具例，之後再談有圖無文本的C型，之所以採取這樣的順序來鋪成敘述，是因為需先交待本文對於相關圖像的取捨依據，並考慮到C型圖像有的可能是A型的變形。

嫦娥奔月和動物群像

嫦娥奔月是許多人都熟悉的傳說，中秋節禮盒也常見與此相關的圖像。《淮南子．覽冥篇》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即嫦娥，高誘注云：「奔入月中為月精」；東漢張衡《靈憲》也說托身於月的嫦娥「是為蟾蜍」，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弦月上方繪蟾蜍，是早在西漢時期已有月和蟾蜍的組合圖像。晉人傅咸《擬天問》說「月中何有？白兔搗藥」，陝北綏德軍東漢墓入口橫額畫像石，左側有在月中的兔和蟾蜍，右側有頭戴勝的西王母，再往右有持杵搗臼中仙藥的雙兔，兔下方有九尾狐，最右端則是月中的鳥，即三足烏（圖1）。

圖 1　陝北綏德軍東漢墓入口橫額畫像石　取自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85，圖 30。

織女與牛郎的戀愛故事也是漢畫像石的母題之一，如河南南陽畫像石左下方有跪在四顆星下的織女，上有七星環繞表示月亮的月中玉兔，右側牽牛上方有河鼓三星（圖2）。

圖 2 河南南陽白灘出土畫像石　長 141，寬 51 公分　取自王建中、閃修山，《南陽兩漢畫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 277。

總之，嫦娥奔月和牛郎織女傳說所見動物異獸，有蟾蜍、兔、牛和九尾狐、三足烏等。不過，以下所擬討論的動物像還需滿足兩個要件。其一，是和月共出同一畫面，亦即月和動物兩者具備圖像組合關係。另一則是可從器式等間接線索，得以推定其和月亮傳說有關之模倣動物造型的實用象生器類。就此而言，中國陶瓷史所見各式各樣、數量龐大的牛、蛙、兔等俑像將被排除在外，雖則部分俑像如逗人喜愛的唐代邢窯白瓷兔般的名品，其表施亮潔白釉很容易讓人連想到瑩白月中的玉兔，本文仍予割愛。

蟾蜍硯滴

首先例舉本文分梳的B型，也就是有文本，但作品本身並無可確認與月有互動組合圖像的俗稱蛙盂或蟾蜍硯滴。

蟾蜍形的硯滴見於傳西漢劉歆著《西京雜記》晉靈公墓中「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書滴」，北宋米芾「研山不復見，唯有玉蟾蜍」是他丟失了與蟾蜍硯滴配對的南唐後主研山硯所發出的感嘆。《論衡．說日》云「月者，水之精也」，而由仙女嫦娥化身的蟾蜍也就成了與水有關的圖像，其既是北方、水、玄冥的象徵，也被用於書寫時貯水的硯滴。1

就出土陶瓷而言，於扁腹或半圓形器身上飾蛙首和蛙足的所謂蛙盂或蟾蜍盂和硯滴，頻見於三國吳至西晉墓，紀年墓如江蘇金壇吳永安三年（260）墓（《文物》1989年8期）或南京趙士岡吳鳳凰三年（273）墓（《考古學報》1957年1期），都曾出土此式青瓷製品，湖北鄂城鋼鐵廠工地採集到的越窯青瓷蟾蜍硯滴更於蟾蜍身上陰刻羽翼來強調其神性（圖3）。

圖 3 三國　青瓷蟾蜍硯滴　a. 正面　b. 線繪圖　最大腹徑 10.6 公分　a 取自湖北鄂城鋼鐵工廠採集　b 取自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彩版 7 之 1；頁 199，圖 150 之 7。

另外，慈溪市博物館藏五代至北宋早期下置蓮荷式承盤的越窯青瓷蟾蜍硯滴，身滿布疣粒，背上有孔，其和前引鄂城硯滴都是置入中空管狀滴柱，利用虹吸原理提水入硯的實用設計（圖4）。

圖 4 五代　越窯青瓷蟾蜍形硯滴　高 6.7 公分　慈溪市博物館藏　取自《青瓷風韻》編輯委員會編，《青瓷風韻：永恆的千峰翠色》，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頁 139，下圖。

從湖北鄂州市六朝墓（M2176）出土的長江中游窯場所燒製青瓷帶蓋三足圓硯，蓋上貼飾蟾蜍盂，既可為捉手也可用來貯水（圖5），明示了蟾蜍硯滴與硯的緊密關聯。

圖 5 青瓷硯線繪圖　硯座徑 23.7 公分　湖北鄂城六朝墓（M2176）出土　取自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編著，《鄂城六朝墓》，頁 203，圖 152。

就此而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硯底刻乾隆御詩，並收入《西清硯譜》的明代青瓷蟾蜍硯（圖6），亦可納入此類案例之中，而其施罩被乾隆皇帝視為哥窯特徵的透亮開片釉，也讓人想起石晉時李某能補百碎端硯的意匠（《硯譜》）。

圖 6-1 明代　青瓷蟾蜍硯正面長 14.6 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故文 00014

另外，考古出土標本可見不少造型與蟾蜍相近，但更近於兔的六朝青瓷水盂或硯滴，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295）墓（《文物資料叢刊》3，1980）或南京龍潭羅山嘴三國墓出土的兔形盂即為其例（圖7）。

圖 7 三國　青瓷兔形盂　底徑 4.6 公分　江蘇省南京三國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館藏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六朝風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168，圖 129。

浙江省博物館也收藏一件三國東吳時期之內腔中空，背負短管，胸前有可盛貯由口出水托盃的越窯青瓷兔形水盂（圖8）。廣西梧州市出土的西漢時期兔形銅硯滴，兔口啣杯，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 8 三國　越窯青瓷兔形盂　高 10.1 公分　浙江省博物館藏　取自《青瓷風韻》編輯委員會編，李剛主編，《青瓷風韻：永恆的千峰翠色》，頁 139，上圖

文本與圖像

兼具文本和圖像的A型例有多種樣態。其一如1980年代杭州出土的白釉鈷藍彩山子筆架水盂（圖9），左端置張口帶背孔內腔可貯水的蟾蜍，右邊貼塑四雲峰，左數第二峰頂飾帶雲腳的月，屬月和蟾蜍共伴可以貯水且有文本的典型AⅠ型。

圖 9 元代　白釉鈷藍彩山子筆架水盂　寬 11.4 公分　杭州歷史博物館藏　取自北京藝術博物館等主編，《元青花》，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頁 146。

其次如南京市珠河工地出土的明晚期青花碗殘件（圖10），碗心繪蕉石，以石為外形的開光內繪回首兔，石上方蕉葉側繪一輪月，屬有月和兔有文本的AⅡ型。再來是在青花盤盤面一側繪兔，兔上方書「玉兔」榜題的AⅢ型（圖11）。

圖 10 明晚期　青花玉兔紋碗殘片　南京市珍珠河工地出土　取自張浦生，《青花瓷畫鑒賞》，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9，頁 44，圖 81

圖 11 明晚期　青花玉兔紋盤　徑 16.4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 Harrison-Hall, Jessica. Catalogue of Late Yuan and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371, pl. 12: 49

不過，本文不擬對上述同屬A型的三種直截傳達畫意之圖像多做議論，而將選擇圖像生產者在想像特定文本的同時，進行增添或省略，即本文所分梳的AⅣ型做一觀察。

AⅣ型圖像可以流行於十五世紀的「琴高乘鯉」為例。如南京市珍珠河工地出土的青花碗，碗心繪跨騎鯉魚的戴冠人物，旁有雲氣和波濤（圖12）。

圖 12 明中期　青花琴高乘鯉碗殘片　南京市珍珠河工地出土　取自張浦生，《青花瓷畫鑒賞》，頁 25，圖 31。

其文本見《列仙傳》所載周代趙國人琴高。按《水經．獲水注》說琴高「行彭涓之術，浮游碭郡閒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于水設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明一統志》有類似記載，說琴高是涇縣人，有道術，入水不濡，曾遊冀州涿郡兩百餘年，「一日辭眾入涿水，他日乘赤鯉而昇，其弟子見之」。

明代宣德年間（1426-1435）畫院待詔李在的〈琴高乘鯉圖〉（圖13）正是描繪在岸邊諸弟子見證下，琴高乘鯉而昇的光景。

圖 13 明代　李在　琴高乘鯉圖　軸　絹本設色　縱 164.3，橫 95.8 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第 10 卷・明 1》，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103，圖 103。

日本文明元年（成化五年，1469）在寧波滯留兩年的雪舟（1420-1506）或自稱私淑雪舟的十六世紀禪僧畫家雪村周繼也都有琴高乘鯉圖畫作傳世（圖14）。

圖 14 1420 ∼ 1506　雪舟　琴高仙人圖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集，《雪舟—沒後 500 年特別展》，東京：每日新聞社，2002，頁 48，圖 26。

問題是，上引陶瓷或水墨畫作所見琴高乘鯉圖均不伴月，文本中雖涉及琴高昇天入水，但未提及日月。

就此而言，土耳其砲門宮殿博物館（TopkapiPalaceMuseum）藏一件十五世紀浙江龍泉青瓷四方把壺，2壺兩側設把和注流（均缺損），壺身六花形開光內模印琴高乘鯉，旁有弟子一人，下有波浪，餘飾雲紋，最上方有弦月（圖15），相同圖紋亦見於私人藏明代龍泉窯青瓷開光內露胎印花母題，結合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AsianArtMuseum）藏明初龍泉窯青瓷鹿望月印花盤（同圖23），可以認為明代處州龍泉窯青瓷作坊，在此一時期獲得了另一路圖像生產者在想像文本之後自行添加上月亮的圖像資料，進而投入青瓷燒製行列，成為明初龍泉窯具有特色的紋樣之一。

15 明中期　龍泉窯青瓷四方注壺（把注殘）　高 17 公分　土耳其砲門宮博物館藏　取自 Krahl, Regina., and John Ayers ed.,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vol. 1, Yuan and Ming Dynasty Celadon Wares.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224, pl. 218.

AⅠ∼AⅣ型之外，宋金時期陶瓷、銅器、玉石等不同材質都可見到兼具文本和圖像的犀牛望月圖，值得略作梳理。除了江西景德鎮青白瓷印花或同省吉州窯剪紙漏花所見犀望月圖，金代北方定窯白瓷印花（圖16）、耀州窯青瓷印花和劃花（圖17）或磁州窯白地鐵繪都可見到犀牛望月圖（圖18），美國弗利爾美術館（FreerGalleryofArt）也收藏了一件該館推定屬定窯類型的同母題印花模具（圖19）。

圖 16　金代　定窯印花犀牛望月碟　徑 13.6 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4492

圖 17 金代　犀牛望月印紋青瓷碗　線繪圖　陝西省耀州窯窯址出土　取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陝西銅川耀州窯》，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十六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頁 40，圖 27 之 3。

圖 18 金代　磁州窯白地黑花枕　徑 23 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編，《東京国立博物館図版目録．中国陶磁篇Ⅱ》，東京：東京美術，1990，頁 13，圖 44。

圖 19 定窯類型印花母模　徑 22.9 公分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取自 Wirgin, Jan. “Sung Ceramic Designs,” pl. 93.

從《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獸典犀兕部》等類書或辭書，其實可以輕易得見犀牛與月相關記事，並有多種文本，但各文本的性質及所描述的情境或圖像隱喻往往迥然不同。

在研究史上，犀和月組合圖像的意涵之所以說法分歧，就是肇因於論者各自採信或強調了特定文本所導致。如援引《世說新語．言語》「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等形容百姓生活困迫，猶如吳牛見月而喘的吳牛喘月說，3或側重《關尹子》（《漢書‧藝文志》著錄）今本又名《文始真經》（《道藏》洞神部本文類）所載「譬如犀望月，月形入角」取有感而生影的靈通。4

另外，郭學雷從金元好問詩「虢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主張坤牛乃吉兆之相，並引宋邵雍《夢林玄解夢占．犀牛》「占曰：犀之為物，上能通天，下能分水」，是科舉、征戰、出行、經商等的吉祥徵兆，因此在宋代也稱「坤牛望月」的犀月組合圖像應和吉祥寓意有關。5

本文同意郭氏的這個看法，除了他所指出現存宋代壓勝銅錢可以看到一面鑄犀望月圖，另面鑄「嘉官進祿」文字這一有趣資料之外，我想在此補充的是瑞典卡爾坎普（CarlKempe）博士舊藏的一件金代定窯白瓷印花碗，碗心為犀牛望月圖，碗內壁回紋下方飾纏枝蓮花嬰戲圖（圖20），犀和月以及嬰戲蓮組合圖像洋溢著生命和喜悅氛圍，而有感生影靈通的犀和月組合圖像本身也是人們喜愛的吉兆母題。

圖 20 金代　定窯印花嬰戲犀牛望月紋碗　a. 俯視　b. 線繪圖　徑 20.6 公分　卡爾坎普氏舊藏　取自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no. 25 (1953), pl. 90 and Jan Wirgin, “Sung Ceramic Design,” fig. 21a.

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元代龍泉窯青瓷犀形水注（圖21），也表明犀和月以及水之間的意象。

圖 21 元代　龍泉窯青瓷犀形硯滴　長 8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取自故宮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麗水市人民政府編，王光堯、沈瓊華主編，《天下龍泉：龍泉青瓷與全球化　卷一・千年龍泉》，北京：故宮出版社，2019，頁 172，圖 108。

勞佛（BertholdLaufer）著《犀牛的歷史》中提到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有通天犀（前集，卷十六），另援引晚唐李洵《海藥本草》說妊娠中見天上物命過，並形於角上的通天犀，可治小兒麩豆、風熱、驚癇，而驗證通天犀角真偽的方法，則是「於月下，以水盆映，則知通天矣」，6於碗內飾小兒和犀望月印花紋的前引定窯碗（同圖20），或亦可在此一脈絡中加以想像。

另外，圖18磁州窯枕枕面開光所繪望月犀，犀鼻與月下雲腳一縷相接，頗有通天畫意，瓷枕形制與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底墨書泰和元年（1201）紀年枕一致，應亦屬該一時段製品。

虎、鹿、麒麟、應龍和水牛伴月

有圖像但筆者迄今未能尋得相應文本的C型，所見月和動物的組合有虎、鹿、麒麟等望月圖。其中虎月圖見於河北省觀臺出土的金代白地鐵繪長方枕，枕底有豎式雙欄上下蓮荷花飾「張家造」戳印，枕面開光，內繪蹲踞曠野的虎回首望月，月下有單腳雲（圖22），月雲構圖近於前引同屬磁州窯製品的犀望月圖（同圖18）。

圖 22 金代　磁州窯白地黑花虎望月枕　長 29 公分　取自張子英編著，《磁州窯瓷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 89，圖 41。

宋金時期的磁州窯類型瓷枕枕面頻見虎圖，也有以虎為造型的金代紀年虎枕（如上海博物館藏品）。

問題是，同屬磁州窯張家造工坊燒造的白地黑花虎紋枕，枕面開光內多繪單一虎圖，絕大多數並無雲月相伴（如磁縣博物館藏品等），據此可知虎才是陶工所欲突顯的主紋樣。

敦煌文書（伯4522背面）《宅經》載「（虎）頭一具，用塼盛之，用埋于寅卯間，入土七尺，大吉」，7日本平安朝丹波康賴《醫心方》〈喜厭及惡夢方〉也說「又方以虎頭為枕」，看來枕上繪虎或虎形枕有厭勝逐惡夢的功能，81970年代河南高水縣的一件金代磁州窯類型虎形枕，出土時是置於以二十四枚青磚砌成的方形坑窖中，應該也是辟邪厭勝考量下的埋藏。9

宋金時期磁州窯類型瓷枕枕面常見鹿圖，鹿紋周邊既見散置雜寶者（如上博藏品），也有在鹿紋上方或右方飾漢字「福」表示「福祿（鹿）」主題（如楊永德舊藏品）。

不過，伴月的鹿月圖主要見於元代。鹿月造型亦見於被定年在宋元時期背飾月雲以承鏡的鹿形銅鏡座（VictoriaandAlbertMuseum藏品），陶瓷鹿望月圖於明初龍泉窯青瓷（圖23）或元代景德鎮白瓷釉下鐵繪（圖24）都可見到。

圖 23 明早期　龍泉窯青瓷鹿望月印紋盤　徑 14.6 公分　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　取自 Li, He. 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6, 246, pl. 509

圖 24 元代　景德鎮釉下鐵繪鹿望月紋盤　徑 12.4 公分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取自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資料篇Ⅲ）》，漢城：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1985，頁 245，圖版 83，圖 108。

後者出自韓國木浦打撈上岸伴出元代「至治三年」（1323）木簽牌的新安沉船，應是此前不久所燒製的。

龍首鰭背，有時表現出身上鱗片的靈獸麒麟，是明代織品、漆器和陶瓷等工藝品常見的母題。陶瓷類以景德鎮青花瓷數量最多，並以此外銷。

如菲律賓海域發現的十五世紀後期Pandanan或SantaCruz沉船，就打撈出以麒麟或麒麟望月為主紋樣的青花瓷盤。前者望月盤周邊另飾雜寶（圖25），後者青花盤面麒麟也呈回首狀，周邊飾雜寶，但頭上方有的畫月（圖26右）也有無伴月者（圖26左），可知此一圖式有時可省去月，麒麟才是主紋飾。

圖 25 明中期　青花麒麟望月紋盤　徑 21 公分　菲律賓海域 Pandanan 沉船打撈品　取自Brown, Roxanna M. The Tak-Omkoi Burial Sites. Bangkok: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Museum, 2004, n.p

圖 26 明中期　青花麒麟望月紋盤　徑 18.2 公分　菲律賓海域 Santa Cruz 沉船打撈品　取自 Brown, Roxanna M.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203, pl. 63-7.

伊朗阿德比爾（ArdebilShrine,29.142）藏傳世品或菲律賓八打雁地區（Batangas）出土的青花盤則伴月。10從四川省綿陽成化元年（1465）墓、山西省太原弘治六年（1493）墓（圖27）或四川成都明蜀王府遺址都出土麒麟回首青花盤（圖28），可知此一裝飾主題比較流行於十五世紀後半期，而景德鎮的麒麟望月青花盤既曾銷往雲南南部紅河州箇舊地區（圖29），甚至也是雲南紅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建水窯青花陶瓷模倣的對象（圖30）。

圖 27 明代　青花麒麟望月紋盤　徑 14.2 公分　山西省太原弘治六年墓出土　取自葉謙等主編，《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23，頁 473，圖 301。

圖 28 明中期　青花麒麟紋盤　徑 21.2 公分　四川省成都明蜀王府遺址出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取自葉謙等主編，《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頁 153，圖 38。

圖 29 明中期　青花麒麟望月紋盤（摹繪）　雲南箇舊市王林寨小滿坡墓（M6）出土　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大道等），〈個舊王林寨小滿坡墓地發掘報告〉，收入雲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雲南考古報告集之（二）》，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 2006，頁 180，圖 60。

圖 30 青花麒麟紋盤　徑 18.5 公分　雲南建水窯出土　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雨等），〈雲南建水碗窯村建水窯遺址湖廣窯區發掘簡報〉，《文物》，2024 年 12 期，頁 55，圖 22。

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龍有多種造型和屬性，相傳助禹治水的應龍以尾畫地，使水入海，《楚辭．天問》也說「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從《後漢書．張衡列傳》「夫女魃北而應龍翔」可知應龍是帶翼的飛獸；應龍曾殺蚩尤與夸父，「旱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經．大荒東經》），是祈降甘霖的祥瑞。

四川省平武明代龍州宣撫司土官僉事王璽家族墓，出土的底書「西平世家」的青花應龍紋盤，出入波濤的應龍龍首上方有雲和月（圖31）。

圖 31 明代　青花應龍紋盤　徑 12.2 ∼ 14.2 公分　四川省平武縣王璽家族墓出土　平武報恩寺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楊志剛主編，《灼鑠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 368，圖 266。

陸明華曾結合成都市三聖鄉蜀懷王墓出土的「西平佳器」青花嬰戲圖碗（圖32），認為第六代蜀懷王為定王長子（1464-1471），其妃死於成化十一年（1475），該年即「西平佳器」銘在內的陪葬品的下限。11

圖 32 明代　青花嬰戲圖碗　線繪圖　徑 12.2 公分　四川省成都三聖鄉蜀懷王墓出土　取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三聖鄉明蜀「懷王」墓〉，《成都考古發現》，2005，頁 401，圖 16

筆者在此想予提示的是，該青花碗碗外壁繪嬰戲圖，碗心波紋上方繪雲伴月。

2007年發掘江西省景德鎮市北部觀音閣窯址時出土的青花碗（YT03④：6），外底有「上品佳器」款，內底單圈內繪報告書所稱的「臥牛紋」，相對年代被推定在萬曆早中期。從雙角水牛上方有青花條形點飾，看來應是牛伴月圖（圖33）。

圖 33 明後期　青花牛望月紋碗　底「上品佳器」銘　徑 12.2 公分　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出土　取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 年 12 期，頁 45，圖 14。

同遺址伴出的同式青花碗心另見折枝花、螭龍等飾紋，底款有「富貴佳器」均屬悅目吉祥性質，所以該牛伴月圖應該不會是意指李白《丁督護歌》中江淮縴夫在水牛喘息休息時仍在賣命拖船，感傷縴夫之苦催人淚水的「吳牛喘月」圖。

景德鎮青花瓷的水牛伴月圖有可能是宋金時期流行的犀牛望月吉祥圖紋的變形，其多見於明代後期主要銷往日本受到茶人喜愛的青花蓋盒盒面飾紋（圖34），這類蓋盒也被收入日本安政二年（1855）由茶具商彙整愛好者意見，模倣相撲排序於名古屋刊行的《形物香合相撲》「前頭」第十一順位的「染付水牛」（圖35）。

圖 34 明代　青花水牛蓋盒　徑 5.3 公分　野村美術館藏　取自野村美術館学芸部、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学芸部，《形物香合番付の世界》，京都：野村文化財團、瀨戶：愛知縣陶磁資料館， 2013，頁 56，圖 75。

圖 35　日本　安政 2 年刊　《形物香合相撲》　取自根津美術館編集，《香合百撰》鑑賞シリーズ 9，東京：根津美術館，2009，頁 63

中國以外地區所見相關圖像

前已提及，十七世紀天啓、崇禎年間景德鎮輸往日本受到茶人喜愛的青花蓋盒上的水牛伴月圖。這類青花器往往因胎釉結合不佳，致邊角出現如蛀蟲般咬痕跡的剝釉有著拙趣的所謂古染付，亦見前引「玉兔」榜題的兔紋盤（同圖11），兔和框內題字之外以吹墨技法飾背底，別有一番趣味。

日本東京大學校內遺址亦見盤心繪兔，旁飾吹墨的十七世紀景德鎮青花盤（圖36），有的圈足內底書「大明成化年製」偽款，報告書認為從出土標本現象等推測其可能是天和二年（1682）火災後的廢棄物（《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　医学部附属病院地点》東京大學遺跡調查室發掘調查報告書3，頁472）。

圖 36 明晚期　青花兔紋盤殘件　線繪圖　東京大學校區 532 號遺構出土　取自東京大学埋藏文化財調查室編，《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　山上会館・御殿下記念館地点第 2 分冊御殿下記念館地点の調査》東京大学遺跡調查室發掘調查報告書 4，東京：東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1990，頁 191，圖 78 之 4。

圖 37 明晚期　青花兔紋盤殘件　線繪圖　東京大學校區遺跡出土取自東京大学遺跡調查室編，《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　医学部附属病院地点》東京大学遺跡調查室發掘調查報告書 3，頁 473，圖Ⅳ-045 之 1。

盤內心回首兔上方吹墨部位當中有疑似月的孤線（圖37），但此可由佐賀縣九州陶磁文化館藏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前半盤心繪兔和月亮的景德鎮青花盤（圖38），得以間接證實東大遺址出土標本亦屬兔、月組合紋樣。

無論如何，從日本傳世「玉兔」銘例或出土標本，學界應該都會同意日本佐賀縣稗古窯場等燒造的同樣採吹墨技法的折沿兔紋青花盤（圖39），是對景德鎮月中玉兔青花瓷的模倣。

圖 38 1580 ∼ 1650　景德鎮青花兔月紋盤　徑 13.3 公分　佐賀縣九州陶磁文化館藏　取自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初期伊万里ビッグバン─日本磁器始まりの全貌》，佐賀：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2025，頁 68，圖 67。

圖 39 17 世紀　日本有田燒青花兔紋盤　徑 21 公分　戶栗美術館藏　取自戶栗美術館編集，《日本陶磁名品図録》，東京：戶栗美術館，1988，頁 29，圖 30。

日本京都市下京區柿本町本圀寺遺跡出土有外壁飾蕉葉和波濤，內底繪麟望月的青花碗（圖40）。

圖 40 明中期　青花麒麟望月紋盤　徑 15.8 公分　京都市本圀寺遺跡出土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藏　取自長谷部樂爾、今井敦，《中国の陶磁・第 12 卷・日本出土の中国陶磁》，東京：平凡社，1995，圖 83。

從麒麟畫法和碗式可知其相對年代約在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另外，東京大學校內遺跡出土的青花臥足盤殘件，盤內畫麒麟，可惜無從得知完整圖式原是否伴月？

唯報告書依據伴出的近四萬件標本多屬十七世紀後半日本肥前製品，而將其釐定為明末清初製品，但從本文前引圖像脈絡看來，此一年代觀12似乎偏晚？期待日後有機會可以上手目驗。明代後期江西景德鎮或福建漳州窯輸日陶瓷均見以麒麟為繪飾母題的製品，江戶後期京燒陶工奧田穎川（1753-1811），所燒作八方形水指的釉上彩繪麒麟即倣自中國圖式（圖41）。

圖 41 江戶時代　京燒釉上彩麒麟紋水指　高 14.7 公分　奧田穎川作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 6・江戶（一）》，東京：小学館，1975，頁 160，圖 180。

另一方面，日本梅澤美術館、戶栗美術館或臺北故宮博物院等藏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期伊萬里青花五彩琴高乘鯉缽（圖42），並未選擇伴月的圖式，而其原型不易確認，因其既有可能來自景德鎮青花瓷上的圖像（同圖12），也不排除是受到十五世紀以來中日水墨畫作甚至輸日版畫同類主題的啟發（同圖13、14）。

圖 42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　日本有田燒青花五彩琴高仙人圖缽　徑 22.6 公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122

另外，明代後期青花瓷頻見從波濤躍昇魚紋的母題，魚旁飾雲氣，上方繪日輪或弦月（圖43），這類的圖紋與其說是琴高乘鯉的省略版，似有較大可能是鯉魚躍龍門，意寓飛黃騰達的吉祥圖像，日本林原美術館藏傳明代李麟〈鯉魚圖〉也是畫著魚從波濤躍出的魚跳龍門圖像。13

圖 43 明中期　青花魚躍龍門圖碗　徑 16.1 公分　伊朗阿德比爾藏　29.339　取自 Pope, John Alexander.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London: Sotheby Parke Bernet, 1981, pl. 68

應該說明的是，日本工藝品中月與動物的組合圖像也如中國般，不限於陶瓷製品，如室町時代十五世紀著名的「春日山蒔繪硯箱」漆器硯盒（根津美術館藏），盒上三隻鹿上就飾滿月，而蒔繪漆器另有不少以兔為裝飾母題的作品，多數不伴月，但整體意匠還是會讓人連想到月中玉兔。

從多艘沉船遺物，如前引菲律賓海域Pandanan、SantaCruz或福建海壇海峽採集標本，14可以得知麒麟或麟伴月是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青花瓷頻用的母題，並以此外銷。

其中，東南亞泰國不止一次出土此類青花盤，15如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華僑所謂「大城」出土青花盤面繪麒麟望月（圖44），而泰國唯一燒造白瓷的北部區卡隆（Kalong）窯，則以釉下鐵繪的方式製作麒麟紋樣的白瓷盤（圖45），其原型顯然來自中國明代外銷青花瓷。白瓷之外，也生產有以麒麟為母題的淡青釉下鐵繪玉壺春瓶（圖46）。

圖 44 明代　青花麒麟望月紋盤殘片　泰國中部阿瑜陀耶出土　取自三杉隆敏，《世界の染付 6．陶磁片》，京都：同朋舍，1986，圖 120。

圖 45 泰國白地鐵繪麒麟紋盤　泰國北部卡隆窯窯址出土取自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 16．南海》，東京：小学館，1984，頁 185，圖 277 左上圖。

圖 46 15 世紀後期至 16 世紀　泰國卡隆窯青釉釉下鐵繪麒麟及鳥紋玉壺春式瓶　高 28.3 公分　John Shaw 氏藏取自 Shaw, J. C. Northern Thai Ceramics, 168.

以下再談一則與臺灣歷史時期考古標本有關的明代麒麟圖像以為本文的結束。此即臺南熱蘭遮城（FortZeelandia）第2號探坑（TP2）南側干擾區出土的一件裏施白釉，外掛藍釉，並在藍釉上飾化妝泥動物像的瓶殘片（圖47）。

圖 47a 明後期　琉璃釉白彩麒麟紋瓶殘片　臺南熱南遮城出土　取自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85，圖版 87。

圖 47b 明後期　琉璃釉白彩麒麟紋瓶殘片　線繪實測圖　臺南熱南遮城出土取自李德河計畫主持；劉益昌、傅朝卿共同主持，《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影像紀錄成果報告書》，臺南：臺南市政府，2006，頁 2-101，圖 2-5-9 之 1。

報告書認為，該琉璃藍釉標本可能是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景德鎮瓷窯製品，藍釉上化妝泥及其上方刻花是表現龍紋及龍身鱗片。16

雖然這樣的觀察和判斷已屬難能可貴，不過本文想再予提示，從殘片造型看來，該標本應是明代後期嘉靖（1522-1566），特別是萬曆年（1573-1619）流行的帶把注瓶腹部位殘片，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這類把瓶腹部以化妝泥飾如意頭開光，內有麒麟和雲氣，麟身上陰刻鱗片，開光上方有三腳朵雲（圖48）。

圖 48 明代　琉璃藍釉白彩麒麟紋把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ceramic/226977.html，檢索日期：2025 年 6 月 23 日。

據此可知，熱蘭遮城遺址標本的所謂龍紋，應是麒麟後段身軀和左前足蹄，以及左後肢和尾部位，並且同樣框飾如意頭開光，其相對年代在十六世紀末；伊朗阿德比爾也收藏一件在瓶腹釘刻「ShāhAbbās」顯示其為阿巴斯大帝所有的藍釉把瓶（圖49）。

圖 49 明代　阿巴斯大帝舊藏琉璃藍釉白彩麒麟紋把瓶　腹釘刻「Shāh Abbās」銘　高 20.8 公分　伊朗阿德比爾藏　取自 Misugi, T. Chinese Porcelain Collections in the Near East: Topkapi and Ardebil, vol. 3, The Ardebil Shrine Collec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5, pl. A.208.

此一器式的琉璃藍釉把瓶原配有平頂寶珠鈕蓋，完整器形可參見大英博物館保管大維德爵士（SirPercivalDavid,1892-1964）舊藏品（PDFA560）。

注释

1. 相馬隆，〈蟾蜍をあらわした水滴〉，《考古學雜誌》，51 卷 2 號（1965.10），頁 60-61。

2. 龍泉窯此式注壺的年代，有元代、明初、明中後期等不同說法，本文傾向明代早中期說，近年的整理排比可參見：馮澤洲，〈龍泉窯青釉露胎人物紋裝飾年代的再思考—兼論露胎及褐色點彩裝飾的延續性〉，《上海博物館集刊》，13 期（2022），頁 220-242。

3. 楊靜榮，〈陶瓷裝飾紋樣—「吳牛喘月」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 2 期，頁 62-63；孔祥星等，《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202。

4. Jan Wirgin, “Sung Ceramic Design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no. 42 (1970), 153.

5. 郭學雷，〈南宋吉州窯瓷器裝飾紋樣考實—兼論禪宗思想對南宋吉州窯瓷器的影響〉，收入深圳博物館等編，《禪風與儒韻—宋元時代的吉州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208-210。

6. Berthold Laufer（武田雅哉譯），《サイと一角獸（原題：History of the Rhinoceros）》（東京：博品社，1992），頁 78-79。

7. 高國藩，《中國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學，1989），頁 501。

8. 劉釗，〈虎形枕與「多鬼夢」〉，《中國文物報》（1995 年 8 月 13 日），3 版。

9. 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原載《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 47-48。

10. 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 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Rutland, Vermont &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7), pl. 197.

11. 陸明華，〈明正統、景泰、天順景德鎮瓷器及相關問題〉，收入上海博物館等編，《灼爍重現：15 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9），頁 17-20。

12. 東京大学遺跡調查室編，《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　医学部附属病院地点》東京大学遺跡調查室發掘調查報告書 3（東京：東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1990），頁 566，Ⅳ -100 圖之 4 及頁 563、565。

13. 東京国立博物館，《吉祥—中国美術にこめられた意味》（東京：東京国立博物館，1998），頁 255，圖 220 及頁 254 的說明。

14. 劉秋城，〈2023 年度福建海壇海峽海域水下考古區域調查發現與研究〉，《福建文博》，2024 年 2 期，頁 5-19。

15. J. C. Shaw, Northern Thai Cermics (Chiang Mai: Duangphorn Kemasingki, 1989), 54. 16.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3），頁 2 之 36-37 及頁 102

本文刊发于《臺北故宮文物月刊》

—第515期・2026年2月

第6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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