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四年正月，潭州城的炊烟已经断了三十七天。
知州赵淮站在齐云楼的残破窗棂前，看着城外层层叠叠的元军营帐——像一片黑色的海，把这个曾经繁华的荆湖南路治所彻底淹没了。城墙下堆积的尸体已经分不清是宋军还是元军，都被腊月的寒冰冻成了青黑色。
“大人，盐只剩最后三袋。”通判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箭矢……还够每个守卒分三支。”
赵淮没有回头。他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城中原有军民五万，如今算上还能站着的，不过两千余人。十四天前，当阿里海牙的十万大军完成合围时，他就明白结局早已注定——临安已经投降，大宋实质上已经亡了，他守的是一座早已从地图上被勾销的城池。
但有些东西，比地图上的墨迹更难抹去。
一、被遗忘的任命
赵淮这个名字，在《宋史》中只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度宗本纪》咸淳九年的某个角落：“以赵淮知潭州”；一次是在《忠义传》的末尾，和其他数百个名字挤在一起；最后一次，是在元人编写的《阿里海牙传》中，作为战绩的注脚：“攻潭州，旬有四日乃下”。
历史总是这样记载失败者——用数字，用时间，用征服者的视角。
咸淳九年，当任命状送到江陵时，赵淮正在自家后院给新栽的梅树培土。他时年四十六岁，一个标准的“中等官僚”：进士出身，在六部轮转过，放过两任知州，政绩不温不火。最大的“污点”是曾在贾似道当权时，拒绝为“公田法”在地方上强行摊派——这让他永远失去了进入权力核心的可能。
“潭州……”他展开任命状，苦笑着对夫人说，“听说那里夏天湿热，冬天湿冷。”
他没想到的是，三年后的冬天，会有另一种湿冷浸透那座城池——那是血水融化了积雪的冷。
赴任途中经过鄂州，赵淮特意登上了当年岳飞镇守的城楼。江风猎猎，他摸着斑驳的城墙砖石，突然问随行的老仆：“若当年岳武穆知道十二道金牌之后是风波亭，他还会死守鄂州吗？”
老仆答不上来。
赵淮自问自答：“会的。有些人守的不是哪座城，守的是自己心里那座城。”
这句话，在三年后成了谶言。
二、孤城
潭州被围的前夜，赵淮做了一件让所有僚属瞠目结舌的事：他打开了官仓，不是分发粮食，而是烧毁了所有账册和户籍文书。
“大人，这是为何？”司户参军急得直跺脚。
火光映着赵淮平静的脸：“城破之后，按籍追索，株连乡里——这等事，你我在史书上见得还少吗？”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让他们……让他们各自逃命去吧。能跑一个是一个。”
但第二天清晨，当元军的先锋骑兵出现在湘江对岸时，赵淮发现四个城门的内侧，都跪满了百姓。
最前面的是个须发皆白的老塾师，手里捧着一方磨得发亮的砚台：“大人，三年前水患，是您开仓救活了城南三千口。今日这潭州城，不止是赵家的城，也是我等祖坟所在之地。”他重重磕头，“我等虽不能执戈，愿为守卒搬石运木，烧火造饭——要死，便死在这里吧。”
那一刻，赵淮想起了文天祥不久前经过潭州时说的话：“如今的大宋，就像一个漏水的破船。人人都知道它要沉，可只要还有一块木板没湿，就有人不肯跳船。”
他不是文天祥那样的擎天巨木，他只是一块最普通的船板。但船板也有船板的尊严——至少，要做最后被打湿的那一块。
三、十四天
守城的第一周，靠的是积存的军械和侥幸。
第二周，开始拆屋取梁为弩箭，熔锅铸铜为箭镞。
第三周，赵淮把自己官邸的所有门窗都卸了下来，包括那扇他最喜欢的、刻着梅兰竹菊的楠木屏风。“劈了，”他说，“能做三十支箭杆。”
通判红着眼睛阻拦：“大人，这是您祖上传下来的……”
“祖宗若在天有灵，”赵淮亲手举起斧头，“会赞我用得其所。”
最残酷的是第四周的开始。那天清晨，守西门的都头浑身是血地爬上齐云楼，跪地不起：“大人……百姓开始吃……吃……”
赵淮闭上眼睛，他知道是什么。围城战中最黑暗的一页，终究翻开了。
“传我令，”他的声音嘶哑得不像活人，“所有守卒，今日起日食减半。省下来的，分给妇孺。”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若明日粮绝，我赵淮第一个从城墙上跳下去——我的肉，或许还能让几个孩童多活一日。”
都头嚎啕大哭。
就在那个夜晚，发生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偷偷把自己分到的一小块马肉，塞给了怀里抱着婴儿的寡妇。被发现时，他饿得已经站不稳，却笑着说：“我爹守襄阳时战死了，他说……说我们种家的人，胃里可以空着，脊梁不能弯着。”
第二件：赵淮在巡视城墙时，被流矢擦伤了左臂。军医为他包扎时，他忽然问：“你说，后世会有人记得潭州吗？”
军医愣了愣：“临安都降了，潭州……怕是没人提了。”
赵淮看着城外连绵的营火，忽然笑了：“那也好。无名之辈做的无名之事，最适合埋进土里——种子，不都是埋在土里的吗？”
四、最后一天
正月十七，雪停了。
元军发动了总攻。阿里海牙亲自督战，这个征服过襄阳的名将，无法理解这座早已失去战略意义的城池，为何能阻挡他十四天。
城墙终于多处坍塌。守军退入街巷，一屋一巷地争夺。
赵淮换上了全套官服——那是他中进士那年，夫人一针一线缝制的。衣襟上绣的云雁，已经被岁月洗得发白。
他带着最后六百人，退到了州衙前。这里有一面照壁，上面刻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赵淮让所有人靠壁而立，他转身，用尽最后的力气念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话音未落，第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右胸。
他没有倒下，扶住了照壁继续念：“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第二支箭，第三支箭。
当他念到“微斯人，吾谁与归”时，身中七箭，终于缓缓跪倒在地。血顺着青石板缝流淌，流到了那句“先忧后乐”的刻字上。
最后六百人，无一人跪降。他们背靠着那面刻着千古名言的照壁，像六百棵被砍伐却依然挺立的树。
阿里海牙策马进入州衙时，看到了这幅景象。这个见惯了死亡的蒙古将领，在照壁前勒马伫立了很久。最后，他对副将说：“厚葬赵知州。其余人……就让他们靠着这面墙安息吧。”
他破例没有屠城。
五、扳道工与道钉
潭州城破十四天后，文天祥在江西被俘。
又过了两个月，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大宋的列车彻底倾覆了。在后世的历史叙述里，潭州这十四天，不过是一次无关紧要的“负隅顽抗”——它没有改变任何大局，没有创造任何奇迹，甚至没能多保存一寸疆土。
但有些改变，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
七年后，一个曾在潭州围城中活下来的少年，在江西参与了一场小规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他在刑场上大笑：“老子这条命，本来十四年前就该丢在潭州！”
二十年后，阿里海牙的孙子在修家族史时，特意写下一段：“祖父尝言，平生攻城百余，唯潭州最艰。非墙高池深，乃守者皆怀必死之心。每思赵淮背壁而立之姿，犹觉凛凛。”
六百年后，清朝编修《四库全书》，有编修在故纸堆里发现了一本无名氏的《潭州守城录》。其中记载了一个细节：城破前三日，赵淮曾召集城中孩童，在齐云楼上教他们背《论语》。他说：“城可以破，书不能绝。今日你们记住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他日这天下，就还有弘毅之士。”
那本书的最后一页，有几行稚嫩的笔迹——显然是某个孩子后来补记的：
“赵爷爷死时，手按在照壁上，血把‘忧’字染红了。后来每次下雨，那个字都特别红，洗也洗不掉。大人们说，那是赵爷爷在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忧愁。”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但历史记忆，有时却是由失败者淬炼的。
赵淮们没有成为扳道工，没能改变历史的轨道。他们只是最普通的道钉，在列车呼啸而过时，用尽全身力气咬住枕木——虽然最终被碾得粉碎，但那些微小的震动，那些几乎听不到的“嘎吱”声，却传递到了枕木深处，传递到了大地之中。
潭州城破后第七年，元朝在旧址上重建城池。工匠们发现，那面照壁怎么也推不倒——不是因为它有多坚固，而是每当有人要动手，总会有百姓默默围上来，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
照壁最终留了下来。上面的《岳阳楼记》在风雨中模糊了，唯有那个被血浸过的“忧”字，每到雨天，还会隐隐泛出暗红色。
今天，如果你去长沙的天心阁公园，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还能找到一面仿制的照壁。壁前没有解说牌，没有香火，只有几个退休老人常在那里下棋。
偶尔有游客问起，老人们会指指照壁：“这里啊，原来是个州衙。宋朝最后一个知州，死在这前面。”
“他叫什么名字？”
老人们往往要想很久，最后摇摇头：“记不清了，好像姓赵吧。”
风穿过照壁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叹息，又像某种固执的回响。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用这种方式，在时间的墙壁上刻下了最浅也最深的划痕——浅到几乎看不见，深到雨都冲刷不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