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吃瓜蒙主带火了关于满清的讨论。其中，关于金庸的内容，让我那些年读武侠的困惑突然有了答案。从小沉浸在金庸的江湖里，总觉得他笔下的朝代像被按了黑白键：汉人建立的宋、明王朝满是昏君奸臣，而清朝的朝堂却常现“英明神武”的景象。现在发现，这种反差不是错觉。
一、
重读金庸小说会发现，他对不同朝代的描写早已形成鲜明分野。汉人主导的王朝，几乎被钉在“腐朽”的标签上。
宋朝是重灾区。《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守襄阳拼尽全力，朝堂上却是“高宗虽懦，秦桧更奸”，岳飞含冤而死的悲剧成了时代注脚；《天龙八部》中，大宋君臣面对辽宋纷争，满脑子都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算计，连萧峰以死止战的大义，都换不来朝堂的半分清明。明朝的形象更糟，《碧血剑》里的崇祯“多疑刚愎”，官员们“个个贪赃枉法”，袁承志空有报国志，最终只能带着众人避世海外；《倚天屠龙记》中，即便元末义军四起，朱元璋等汉人领袖也难逃“权谋狡诈”的刻画。
反观清朝，叙事逻辑完全不同。《鹿鼎记》里的康熙，被塑造成“运筹帷幄、识人善用”的明君，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的功绩被反复强调，连韦小宝这样的市井无赖，都能在他的掌控下成为“治世工具”。书中借韦小宝的视角写朝堂：“康熙爷英明，底下虽有奸臣，却也有忠臣如索额图、明珠”，全然不见其他朝代的“全员腐朽”。《书剑恩仇录》虽以反清复明为背景，却给乾隆安上“汉人血统”的设定，暗合“明君不论族属”的逻辑，对清初的剃发易服、扬州十日等黑暗历史，更是只字未提。
这种对比细想更耐人寻味：汉人王朝的黑暗是“全景式暴露”，而清朝的阴暗面要么被弱化，要么被明君光环覆盖。正如有人调侃：“金庸笔下的汉人皇帝多是背景板反派，清朝皇帝却能当江湖故事的隐形主角。”
二、
一直以来，“用侠义批判腐朽”被视作金庸对武侠的体现。但细看便知，这份“批判”有着明确的指向性——侠义的刀刃，大多对准了汉人王朝。
郭靖的“侠之大者”，对抗的是南宋朝廷的昏庸与不作为；杨过的行侠仗义，底色是对“大宋官场虚伪”的失望；张无忌带领明教反抗元朝，却在汉人领袖露出野心后选择退隐。唯独在清朝背景的故事里，侠义与朝堂的关系变得暧昧。《鹿鼎记》中，天地会的反清义举成了韦小宝左右逢源的背景板，陈近南的“侠义”最终沦为皇权博弈的牺牲品，反倒是康熙的“治国大略”成了隐性赢家。
更关键的是，金庸对清朝的“洗白”并非无意为之。作为海宁查氏后人，他的家族与清朝有着复杂的羁绊：查家在清代出过16位进士，十世祖查昇是康熙朝翰林，著名诗人查慎行更是入值南书房的御用文人，所谓“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荣光全在清代。《鹿鼎记》开篇就将祖先查继佐塑造成“风骨凛然”的文人，对其检举“明史案”的自保行为轻描淡写，这种美化已露端倪。
有人说这是“历史客观”，但康熙的文字狱、乾隆的文化高压，在书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解读为“治国必要代价”。对比他对宋朝“重文轻武”的尖锐批判，这种“客观”显然站不住脚。本质上，这是一种选择性叙事：用汉人王朝的腐朽衬托侠义精神，用清朝明君的光环平衡民族叙事。
三、
长大后再读金庸，才惊觉年少时的历史观早已被悄悄重塑。提起宋朝，第一反应是“郭靖守襄阳，朝廷拖后腿”；说起明朝，满脑子都是“东厂西厂，特务横行”；而想到清朝，却会先冒出“康熙盛世，英明神武”的印象。
这种滤镜的威力在于，它用江湖故事的感染力替代了历史的复杂性。金庸的厉害之处，是把历史细节揉进武侠叙事：用岳飞的悲剧写宋朝之弊，用锦衣卫的凶残写明朝之暗，用康熙的功绩写清朝之盛。但选择性的取舍，让这些片段变成了刻板印象——没人会通过《射雕》记住宋朝的文化繁荣，也没人会通过《鹿鼎记》追问清初的民族创伤。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叙事倾向无意中传递了一种隐性逻辑：汉人王朝的腐朽是“根上的问题”，而清朝的统治只需“明君掌舵”就能走向清明。可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宋朝有文天祥的气节，明朝有于谦的忠烈，清朝也有文字狱的残酷与闭关锁国的短视。如今再读金庸，依然会为侠义精神动容，但也终于看懂了文字背后的隐秘：武侠里的朝代是江湖的背景板，却从来不是真实的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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