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写字楼的格子间渐次熄灭，而某些酒楼包厢的灯火却刚刚热络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推杯换盏间，一句“咱们谁跟谁啊，都是自家人”的醉话，往往最能道破这人世间最清醒的糊涂。

中国人对“亲戚”二字，向来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逢年过节，宗祠里香火缭绕，族谱上墨迹如新，仿佛血脉真是这世上最牢不可破的契约。可你若细读《红楼梦》，便会发现贾府最热闹的时候，恰是元春省亲、烈火烹油之际；一旦“忽喇喇似大厦倾”，那些平日里“二哥哥”“宝兄弟”叫得亲热的，早作鸟兽散，连刘姥姥这样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戚，反倒成了雪中送炭的异数。曹雪芹笔冷心热，写尽了这“势利”二字的千般面相，却也不点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哪里是什么世态炎凉，这分明是人性深处最诚实的温度。

我曾在江南一座古镇偶遇一位老先生，八十有余，精神矍铄，守着一间百年老宅，门庭冷落。闲聊中得知他年轻时做过一任知县，那时节，门槛被踏破，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从四面八方涌来，连他母亲都认不全那些“侄子”“外甥”。后来运动来了，帽子一摘，墙倒众人推，那些亲戚又如潮水般退去，速度快得令人心寒。老人说，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一个雪夜，他发着高烧，想去敲隔壁堂弟的门借一床棉被，却听见屋里堂弟媳正高声叮嘱：“别开门，晦气。”他拖着病体回到冰冷的屋里，那一夜，他想明白了一件事——亲戚是老天爷发的牌，朋友是自己选的伴，可这两样，都得拿“用处”来换。这不是 cynicism，这是活透了的人，在寒夜里悟出的体温。

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写方鸿渐还乡，乡绅们设宴接风，那排场、那热情，全因他顶着“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光环。待真相败露，众人嘴脸立变，连方老太爷都觉得儿子“丢了祖宗的脸”。钱先生用笔辛辣，却从不滥情批判，他只是冷静地展示：所谓人情往来，本质是一场隐性的资源交换。你手里有筹码，桌上就有你的位置；你两手空空，连影子都显得多余。这道理不深奥，深奥的是我们总不愿承认，总要在“情分”的锦缎上，绣出“利益”的暗纹。

但倘若因此便愤世嫉俗，断言人间无真情，却又陷入了另一种蒙昧。我见过真正的清贫之交，在城中村逼仄的出租屋里，两个打工者分食一碗泡面，那笑容里的暖意，胜过五星酒店的鲍鱼海参；我也见过权贵之家的骨肉离散，为了一套房产，兄弟姐妹对簿公堂，那状纸上的墨迹，比陌生人的冷漠更令人齿寒。可见，钱与权从来不是亲情的防腐剂，它们只是人性的显影液——让贪婪的更贪婪，让淡泊的更淡泊，让虚情假意在觥筹交错中膨胀，也让患难真情在幽暗角落里发光。

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淡”字最妙。不是冷淡，不是淡漠，而是不黏腻、不捆绑、不拿情感做质押。苏轼一生颠沛，黄州、惠州、儋州，越贬越远，身边“亲戚朋友”如换幕般更迭。可那惠州僧人参寥，不远千里追随；那海南土著黎子云，为他盖屋送米。这些人图他什么？图他此时已是“犯官”，图他年迈体衰？非也。他们图的，不过是“苏东坡”三个字背后，那个在泥泞中还能吟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灵魂。这才是亲戚朋友的最高境界——不因你的光芒而来，也不因你的黯淡而去，他们认得的是你剥去所有社会标签后，那个最本真的“人”。

夜已深了，窗外偶有车辆驶过，车灯在天花板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光斑。这城市里有太多这样的光斑，明灭之间，照见无数聚散。我们终究要学会在这人情的潮汐中自处：得意时，不把那些趋附的热闹当真；失意时，也不把那些退去的冷清记恨。毕竟，要求别人无条件爱你，本身就是一种傲慢；而因为别人有条件靠近你，便否定一切温情，又是一种怯懦。

《人间清醒》这四个字，重在一个“醒”字。醒，不是看破红尘的决绝，而是洞悉世情后的慈悲。知道亲戚朋友的到来往往带着秤杆，便不苛责那秤砣的轻重；知道人情往来终究逃不过盈亏，便更珍惜那些不计得失的赤诚。就像老茶客品茶，既尝得出那第一泡的浮香，也咽得下那第七泡的淡涩，最后留在舌根的，才是回甘。

夜读至此，掩卷而思。明日又是新的一天，该走的亲戚还得走，该赴的酒局还得赴。只是心里多了份清明——对那些因你有钱有权而来的笑脸，报以礼貌的疏离；对那些无论你穷通有无都在的人，报以命里的珍惜。这大概就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人世间最体面的清醒。

窗外，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