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婷 整理：雨打芭蕉）
他走的那天，离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还差四个月。
那年他39岁。一米七八的个子，最后只剩下一百零二斤。躺在那里，像一片薄薄的纸，轻得我不敢碰。
从确诊到离开，十一个月。我们把所有能做的治疗都做了，化疗、放疗、靶向、介入、临床实验。每一次都抱着希望，每一次都说“这次应该有用”。最后他还是走了，带着一身针眼和伤疤，带着我们没说完的话。
他的病，是从一个“小毛病”开始的。
2023年春天，他总说腰酸。一开始以为是久坐办公室，腰椎间盘的老毛病。他买了理疗仪，每天睡前烤半小时，说舒服点。
后来腰酸变成腰痛，夜里尤其明显。有时候翻个身，能疼醒。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查过几次了，没啥事。
那年5月，他开始发烧。不是高烧，就是下午三四点开始，三十七度五、三十七度八，到晚上又退下去。我以为是感冒，让他多喝水。他喝了一周，还是烧。
6月初，他瘦了。皮带往里扣了两个眼，裤子松得往下掉。我说你这不行，得好好查查。他说忙完这个项目就去。
项目没忙完，他先倒下了。
6月15日，他在公司开会时忽然晕倒。同事打120送到医院，做了CT，发现肝脏有占位。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指着屏幕上那团灰白色的影子说：考虑肝癌，已经有转移，需要进一步检查。
我问，能治吗。
医生说，先做全面检查，明确分期和分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一遍。增强CT、核磁、PET-CT、肝穿刺、基因检测。每次检查我都在外面等，等的时候不敢想结果，又忍不住想。
一周后，所有报告出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心跟着一起沉下去。
“原发性肝癌，多发肝内转移，门静脉有癌栓，肺上也有转移灶。临床分期是四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晚期。”
我坐在那里，听他说这些话。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一堵墙。
“那他……还能活多久？”
医生沉默了一下，说：“如果不治疗，平均生存期三到六个月。积极治疗的话，看效果，可能会有延长。”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只记得走廊很长，灯很亮，很多人从身边走过。我找了个角落，蹲下来，给婆婆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哭。
他从医院回来后，自己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有天晚上，他忽然问我：“肝癌晚期，能活多久？”
我说你别瞎查，医生说了，每个人不一样。
他说，我查了，平均几个月。
我握着他的手，说，咱们治，治就有希望。
治疗从2023年7月开始。
方案是介入联合靶向。医生说这是晚期肝癌的标准治疗，可以控制肿瘤生长，延长生存。
第一次介入手术做了两个小时。他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蜡黄，嘴唇干裂，闭着眼睛。麻醉还没过，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我凑过去听，是“水，喝水”。
术后反应比预想的重。发烧、恶心、疼。烧了三天，最高到39度5。吃什么都吐，最后吐绿水。止痛针一天打两次，还是疼得睡不着。
他咬着牙撑过来了。第四天，烧退了，能喝一点粥。他喝完那碗粥，看着我说：“这关过了。”
那是第一次，我觉得也许有希望。
靶向药从7月底开始吃。每天一粒，定时定点。副作用很快来了——手脚蜕皮、口腔溃疡、腹泻。他的手心脚心全是裂口，走路像踩在刀尖上。涂药膏、戴手套、穿厚袜子，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他还是疼。
但他从来不喊疼。我问起来，他就说“还行”。
第一个月复查，CT显示肿瘤缩小了。医生说效果不错，继续坚持。
那天晚上，他吃了小半碗饭，还喝了一碗汤。吃完饭，他靠在沙发上，忽然说：“要是能一直这样，也行。”
我知道他的“这样”是什么意思——不是治好，是稳住。是带着一个不会消失、但也不会马上要命的肿瘤，多活一些日子。
我们以为能一直这样下去。
2023年10月，第二次复查，CT显示肿瘤有进展。医生说可能是耐药了，建议换方案。
新方案是另一种靶向药联合免疫治疗。医生说有效率更高，但费用也更高，大部分自费。
他问，多少钱。
我说你别管。
他说，我问了心里有数。
我没告诉他，一个月两万八。
那笔钱，我们凑上了。用他的公积金，用我的存款，用婆婆拿来的五万块。凑够了，就开始。
新方案的副作用来得更快、更猛。第三天开始高烧，40度，烧了两天。第四天出现皮疹，全身都是，痒得整夜睡不着。第五天开始拉肚子，一天十几次，拉到虚脱。
他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嘴唇干裂，呼吸很轻。我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那只手已经瘦得只剩骨头。
我问，疼不疼。
他摇摇头。
我知道他在骗我。
11月底，免疫治疗也耐药了。CT显示肝内病灶继续增大，肺上也有新发。医生建议参加临床实验，用一种新药，但不确定效果。
他问，还有别的选择吗。
医生说，除了支持治疗，没有了。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要不不治了。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太累了。
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后来的日子，是在安宁病房度过的。
治疗从“攻击肿瘤”变成了“缓解痛苦”。止痛药的剂量一直在加，口服的换成贴剂，贴剂压不住，最后上了泵。他开始昏睡，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
清醒的时候，他会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说不清，有不舍，有歉疚，有太多太多。
有一天下午，阳光很好。他忽然睁开眼，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树，叶子黄了，阳光透过叶子，一片一片落在地上。他看了很久，然后说：
“要是没生病，这时候该去看红叶了。”
他喜欢红叶。每年秋天都要去香山，爬不动也要去，在山脚下看看也好。
我说，明年去。
他笑了笑，没说话。
那是他最后一次清醒。第二天开始昏迷，再也没醒过来。
2024年5月17日，凌晨三点，他走了。
从确诊到离开，十一个月。
住院九次，介入手术三次，化疗两个周期，靶向药八个月，免疫治疗两个月，临床实验一次。医药费累计九十七万。医保报销后，自付六十三万。
那些钱，买了十一个月。一个月五万七。
可那十一个月，他没享过一天福。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不是在疼，就是在忍。不是在吐，就是在熬。
他最后的那些日子，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瘦得脱了形。我想起他从前的样子——穿西装，打领带，走路带风。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说“老婆，今天吃啥”。
那个样子，我再也见不到了。
他走后，我收拾他的遗物。衣柜里挂着那件西装，是他升职那年买的，三千多块，他舍不得穿，就挂在衣柜里，说是重要场合穿。
重要场合来了，他穿不上了。
抽屉里有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工作日志”。打开一看，里面记的不是工作，是他的病。
2023.6.15，确诊，肝癌晚期。
2023.7.3，第一次介入，疼。
2023.7.28，开始吃靶向药，手裂口。
2023.10.11，CT进展，耐药了。
2023.10.28，换方案，免疫治疗。
2023.11.30，免疫也耐药了。
2024.1.5，参加临床实验，试试新药。
2024.3.12，CT进展，临床实验失败。
2024.4.1，住进安宁病房，止痛为主。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
“老婆，对不起。”
我坐在那里，抱着那本笔记本，哭了很久。
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生病又不是他的错。治不好又不是他不努力。他撑了十一个月，受了那么多罪，最后还在跟我说对不起。
我想告诉他：不用对不起。你陪了我十一年，够了。你生了一场治不好的病，不是你的错。你走了，我会好好活着，替你去看红叶，替你去吃好吃的，替你去所有你没来得及去的地方。
可他听不见了。
今年秋天，我一个人去了香山。
山脚下有一棵很大的枫树，叶子红得透亮。我站在树下，拍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的时候，只写了两个字：
“替你。”
手机震了一下，有人点赞。但他不会再点赞了。
回城的车上，我靠着窗，看着窗外一树一树的红叶往后跑。想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要是没生病，这时候该去看红叶了。”
没生病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日子。吵架的日子，和好的日子，平平淡淡的日子。那时候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以为明年还有红叶，后年还有，大后年还有。
现在知道了，不是的。
有些红叶，看一次少一次。有些人，见一面少一面。
可这个道理，明白得太晚了。
他走了。带着一身的针眼和伤疤，带着我们没说完的话，带着他那句“老婆，对不起”。
我把那本笔记本收进抽屉，和他的西装放在一起。那件西装，我再也没打开过。我怕看见它，会想起他穿西装的样子。更怕看见它，会想起他再也没有机会穿它。
十一个月，九十七万，六十三万自付，所有能做的治疗都做了。
他还是走了。
也许这就是命。医学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老天不给。
可我有时候还是会想，如果那个春天，我逼他早点去医院呢？如果他没那么忙，早点去查呢？如果那些腰疼、发烧、消瘦，我们早一点当回事呢？
会不会不一样？
没人能回答。
他走了，留给我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和一本写满治疗记录的笔记本。
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写着“老婆，对不起”。我想在那行字下面加上一句话：
“不用对不起。你努力了。我也努力了。我们都尽力了。”
然后合上本子，继续往前走。
替他去看红叶，替他去吃好吃的，替他去所有他没来得及去的地方。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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