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夏天，朝鲜平壤的酒桌比战场还热闹。刚从牙山败逃的清军将领叶志超，居然天天拉着人喝大酒——他自己都慌得一批，却被光绪硬塞了个“平壤两万大军总帅”的帽子。另一边的日本，海军舰艇全是1890年后的新货，陆军早就磨亮了刺刀，就等着清军送上门。这仗还没开打，胜负的种子其实已经埋进了土里。
叶志超本来是败军之将，居然敢谎报“牙山大捷”，光绪一听高兴坏了，直接下旨让他当总帅。消息传到平壤，众将脸都绿了——左宝贵、马玉昆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老资历，谁服这个败将？叶志超自己都吓傻了，赶紧四处求辞，说“我不行啊皇上”，还推荐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想借李鸿章的虎皮镇场子。
清军陆军的制度也坑得要死。基本单位是“营”，一个营最多五百人，营官管小股作战还行。但营上面的“统领”，居然能管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营，几个统领再归大帅管。叶志超就是从营官升上去的，守个牙山都费劲，现在直接当总帅，这不等于把他架在火上烤吗？
李鸿章其实想让刘铭传来，这老哥是淮军宿将，资历够深，守平壤肯定靠谱。可惜刘铭传早就对官场绝望了，两耳聋、左眼瞎，成了半个废人，根本出不了山。李鸿章只好跟叶志超说“李经方没带过兵，我也不好推荐，你就硬着头皮扛吧”。
叶志超没办法，只能在平壤“躺平”。既不南下找日军干架，也不找险要地方分兵驻守，天天跟诸将喝酒吹牛皮，就等着日军上门。这哪是备战啊，分明是等死！
前线八旗和绿营加起来二十万，但谁都知道这帮人指望不上——跟母猪上树一个道理。李鸿章奏折里压根不提他们，只算淮军：旅顺、天津、威海的淮军共五万，大半守炮台和北京，能动的全派去平壤了，这已经是陆军精锐的全部家当。
但满朝文武里，像叶志超这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多了去了。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户部尚书翁同龢，俩清流领袖天天吵着要撤李鸿章。李鸿藻是真主战，翁同龢就掺了私心——他想借这事逼慈禧退居颐和园，让光绪独揽大权，“翁门六子”都准备好了，就等李鸿章入套。
慈禧其实也挺“激进”，但都是慷他人之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她还是懿贵妃，就下令杀一个白夷赏一百两，黑夷五十两，毁一艘夷船五千两。但你要让她拿私钱买军舰？门都没有！1894年是她六十大寿，刚说“谁让我不高兴，我让他一辈子不高兴”，日本就来挑事，她觉得丢面子，非要打。
可清朝的海军早就不行了。李鸿章1894年初检阅北洋水师，发现一堆问题：舰艇航速比日舰慢，没有快炮（快炮用无烟火药，打完没烟能接着打，慢炮用黑火药，烟大得呛人），十年没添过新船新炮。超勇、扬威号还是十年前买的英国老船，没装甲，船速快了海水就灌炮房，居然还在主力序列里。日舰呢？全是1890年后的新货。
但李鸿章不敢说实话啊！1894年最高政治正确是慈禧大寿，只能报喜不能报忧。他给朝廷的报告说“技艺纯熟、行阵整齐”不过海军里还是有能打的，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校出了不少人才。比如刘步蟾，《清史稿》说他是“华人明海战之术最先”。他留英三年，回国就上奏折提海防方案，李鸿章很赏识他，让他去德国监造定远、镇远舰，回来当定远管带，官居总兵，仅次于丁汝昌。
，全是水分。这一下，紫禁城根本没法客中间还有个英国顾问琅威理，刘步蟾觉得他就是个摆设。1890年定远访香港，丁汝昌离舰，刘步蟾就把提督旗换成总兵旗——主权在我啊！琅威理不服，说有他在不能换旗。李鸿章最后支持刘步蟾，把琅威理气回英国了。
观判断胜负了。1891年北洋水师访日，刘步蟾看到日本海军焕然一新，赶紧找李鸿章要求添新舰。李鸿章没表态，刘步蟾急了：“平时不准备，一旦出事，谁担责任？”当时在座的人都吓一跳。可没人听他的。
1894年7月25日黎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站在望台上，和广乙舰一起护送运兵船去朝鲜，刚送完准备返航，迎面就撞上三艘日舰——丰岛之战打响了。
你看，仗还没打，清军这边从上到下都是坑：将领躺平，军制混乱，朝堂内斗，海军装备落后还报喜不报忧；日本那边呢？装备更新快，准备充分，上下一心。这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几十年的积弊堆出来的。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甲午战争：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清史稿》；中国军网《马尾船政：近代海军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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