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的碰撞声在芬兰火柴厂里规律地回响，女工伊利丝面无表情地将一根根木棍浸入磷液中，她的生活如同这些待售的火柴——整齐划一，等待被点燃，却不知将为谁带来光明。
1989年，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创作了电影《火柴厂女工》。
这部属于他“无产阶级三部曲”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名叫伊利丝的火柴厂女工的故事。
她日复一日地在咣当咣当的老旧设备旁制造火柴，下班后立即回家，顺路还要给父母买点东西。
在电影的前二十多分钟里，考里斯马基用几乎造作的极简主义色调浇灭观众的观影热情。
火柴厂老旧设备咣当咣当地运转，树木被切割成片，然后成丝，经过流水线，蘸上红色的磷头，装进盒子里。
伊利丝的家同样冰冷。
她的父亲是继父，对她没什么感情，母亲也只随着继父，当女儿挨打时，母亲只会怪罪女儿不懂事。
家中电视播放着新闻，但伊利丝的父母像梦游的狗熊一样无动于衷。
在这个家中，伊利丝的唯一意义就是洗碗做菜。
她与父母的关系宛如资本家与工人，她存在的价值似乎只是那点微薄的工资。
北欧人的冷漠在这部电影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北欧人处在寒带生存，人与人之间距离较远，彼此很隔膜。
他们不喜欢说话，很少扎在一堆扯淡，各人过各人的。
如果不主动交往，很多人一辈子也不认识相近的邻居、工友或同事。
某一天，伊利丝乏味的生活突然迎来了变化。
她花了大半工资买了件时髦的裙子，尽管回家后被继父揍了一顿，但她并不后悔。
在舞厅，她遇到了一个高大健壮、外形俊美的男人。
舞步之后，男人把她带回了公寓，那是伊利丝最美的时刻，真的很动人。
但这却是她悲剧的开始。
一夜情后，男人不再理会她。
在艰苦的等待中，盼望的电话始终未出现。
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找到那个男人，但他只是甩出一沓钞票让她堕胎，不愿再负责。
平静的心灵变得波涛汹涌，伊利丝决定奋起反抗。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戒律包括：片长不超过70分钟，用光内敛，压抑情感。
他说：“我的电影是男人，女人，阴影，墙，灯。
先拿走女人，再拿走灯，然后拿走墙，接着拿走男人，最后只留下阴影。
就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在芬兰上映的一年前，另一群火柴厂女工的故事正在被世界重新关注。
1888年，伦敦的火柴厂女工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的工资却不到5先令。
公司实行从3便士到1先令不等的罚款，违规行为包括聊天、掉火柴或未经允许上厕所。
她们接触的白磷导致皮肤发黄、脱发和致命的“磷毒性颌骨坏死”，俗称“磷下巴”。
记者安妮·贝桑特报道了女工们的这些处境后，引发了社会关注。
电影《福尔摩斯小姐：伦敦厄运》也涉及了这一历史事件，但被批评为对真实历史进行了低智商化处理。
影片中的演讲被一些观众称为“魔幻”，因为历史上的女工们非常现实。
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火柴厂女工故事，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无论是芬兰的伊利丝，还是19世纪伦敦的女工们，她们都在工业系统中被异化、被忽视。
伊利丝在电影中最终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反抗。
北欧人的血性在她身上爆发，她决定灭掉那些导致自己生活变成灾难的人。
办完事后，她没事一样继续上班，在叮叮当当的老旧设备声响中，警察来了。
她坦然地脱下工装，跟着警察走，准备迎接自己的监狱人生，并没有一丝遗憾。
而在1888年的伦敦，女工们选择了集体抗争。
这场罢工被认为是“历史上女性领导的第一次工业运动”。
与电影中的浪漫化描述不同，真实的女工们非常现实，罢工的目的性很强。
她们要的不是理想主义的演讲，而是切实的工钱和改善的工作条件。
这两群女性，一群在电影中被描绘为最终通过暴力反抗的个体，一群在历史上通过集体行动争取权益，她们都曾是工业化进程中不被看见的群体。
火柴本身也是某种意象。
虽然今天的欧洲人还是习惯用火柴点香烟，但火柴注定被发达的消费主义社会淘汰，工人阶级的宿命同样如此。
芬兰电影中那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或许正是北欧人面对严酷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生存智慧。
北欧人就是不能小瞧。
不说话的人不一定是怕你，他只是不想说。
万一他开口，可能就没你的活路了。
考里斯马基的镜头语言充满了力量。
一处值得注意的镜头出现在第52分钟，当伊利丝到男人家中准备投毒时，她的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愤怒和紧张。
而那男人的家是典型的芬兰民居，墙上的窗让冷色调的房间更加像一个冰雪覆盖的山洞。
电影中唯一的热量来自音乐。
第63分钟，毒死男人的伊利丝一个人在漆黑的客厅里抽烟，她把音响里低沉庄严的古典音乐换成了全片情绪最直白的一首情歌：“你为什么要弃我而去？我的爱情之花已经死去，冰霜摧毁了所有你我之间的信任。
” 影片随即结束。
当芬兰的伊利丝静静脱下工装跟随警察离去，当1888年伦敦的女工们在安妮·贝桑特的报道后集体走出工厂，她们手中的火柴早已熄灭，但她们的故事却如磷火般在历史中隐隐发光。
这些在不同时代擦亮火柴的女性，无论是通过暴力反抗还是集体罢工，都在试图点燃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微光。
今天的工厂流水线旁，仍有无数女性在机械地重复着类似的动作。
她们的困境或许不再那么极端，但那种被忽视、被工具化的感受，是否真的离我们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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