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马车从来不是普通的代步工具，而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权力符号与等级图腾。从先秦开始，一辆马车的马匹数量、装饰细节甚至拉车的马的性别，都精准对应着主人的身份地位——《白虎通义》说天子驾六马，诸侯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礼》更细化到“立朝之位”：上公的车马停在王宫前九十步，侯伯在车辕前，子男在车衡东，连站立的位置都要以车为坐标。
西汉景帝的规定更具体：六百石到千石官员的车厢左边漆红，两千石以上两边都红；平民车盖用青布，两百石以下白布，三百石以上皂布，千石以上才能用皂缯。连孔子都逃不开这种“公车情结”——颜回去世时，父亲想用车改棺材，孔子拒绝，因为没车就没法和大夫交往。这种规定不是虚的，卫懿公让宠物乘轩车，直接引发了群众不满，狄人攻卫时大家都散了。
秦始皇陵的彩绘铜车马把这种权力符号做到了极致：细过头发的微钻孔、铜丝焊接、超薄铸造，还有世界最早的防锈技术，简直是行走的“黑科技宫殿”。而洛阳北窑西周墓的人形铜车辖更残酷——这个防止车轮脱轴的部件，被做成跪坐的奴隶造型，面部苦涩，仿佛在说“人比车马贱”。
到了战国，“礼崩乐坏”的痕迹在马车上随处可见：田子方去魏国，魏太子用百乘从车迎接；孟子出国，后车数十乘；连儒家弟子子路，亲殁后南游楚国都带着百乘从车。但也有反向的例子：孙叔敖做楚相，却乘士一级的栈车，用母马拉车，吃粗饭菜汤，连孔子都批评“太俭逼下”——身为“总理”级官员，这么节俭会让下级没法办。
汉代诸侯为了一对纯白骏马，能拿三个村庄的赋税去西域换——村民饿死不重要，重要的是白马队比隔壁诸侯王拉风。这种“马车比命贵”的逻辑，到明清还在延续：张居正返乡的大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抬，内有卧室客室，一千多里路要拓宽道路加固桥，五步一井十步一庐；明清官员坐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不在少数，养一乘轿子每年要数千两银子。朱元璋曾想刹住这种风气，规定只许妇女和老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才能坐四人轿，可挡不住官员们变着法儿奢靡。
唐朝开始，富商也能坐好马车；宋朝出现“出租车”，老百姓能租车；明清骡车成了百姓福音。可刻进骨子里的敬畏没消失——清末老照片里，百姓见了官家马车还是会本能避让，比任何法律都管用。
就像今天有人换着豪车玩，有人挤地铁抢共享单车券，古代的马车等级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换了个形式存在。那些青铜车马、人形车辖，还有数不清的礼制规定，其实都是在说：一辆马车，载的从来不是人，是权力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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