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冲绳岛南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它高约22米,正面宽约300米,山上长着一些稀疏的灌木和矮树,名字带着几分萌萌的色彩——糖面包山。

任何见过它的人都会觉得很平常,就是座普通的小山丘而已。然而在接下来的七天里,这座小山将会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之一,每一寸泥土都浸满鲜血,每一次冲锋都伴随着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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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矗立着荒芜的糖面包山。美军在糖面包山经历了惨烈的战斗

1945年4月初,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战火烧到了日本本土的门户——冲绳。这座距离日本九州360英里的岛屿成为美日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因为它既是轰炸日本本土的中转站,又是登陆日本本土的跳板,还能切断日本从东南亚获取资源的生命线。一旦失守美军将直指日本本土,所以美军投入大量兵力志在必得,日军也背水一战企图让美军付出惨痛代价,吓退敌人登陆本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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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复活节,美军从冲绳岛西海岸登陆。海军陆战队上校厄尔·兰德雷斯坐在登陆艇上,手中紧握着一个黑色封面的小笔记本,等待着预料中的“死亡熔炉”。出发前的简报会上,上级用冷静的语调告诉他们:“预计海滩伤亡率80%到85%。”一等兵尤金·斯莱奇后来回忆说:那一刻感觉像是在听自己的讣告。

他们到达海岸,然而迎接他们的只有寂静。没有迫击炮弹如雨落下,也没有机枪子弹织成火网,海军陆战队员们踏上海滩向内陆推进,第一天就登陆了6万人。原计划三周才能占领的地盘,仅用四天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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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写道:这一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海军中将特纳兴高采烈地向总部发电报:“我可能是疯了,但看起来日本人已经退出了战争。”远在珍珠港的尼米兹上将比他要冷静得多,回复电报说:“删掉‘疯了’之后的所有内容。”

尼米兹的判断是对的,日本人不仅没有撤退,反而精心布置了一大片陷阱等待美军到来。

特纳的对手,是日本陆军中将牛岛满。这个人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狂热的日本军官完全不同,他不野蛮、不鲁莽,眼神沉静,不靠“天皇万岁”那套精神毒品驱使士兵送死。相反他很随和,会和年轻士兵聊天,会感谢帮助修工事的冲绳民工,下属出了问题也会主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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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登陆前,牛岛满就告诫部队:“你们必须认识到,物质力量通常会战胜精神力量。美国人在武器装备上显然比我们优越。不要指望依靠精神力量来战胜这个敌人。要根据精确的计算制定作战方法,然后再考虑展现你们的精神力量。”这段话出自一位狂热军国主义环境中的日本中将之口,简直不可思议。

牛岛满从一开始就知道冲绳守不住,他手下的第32军有10万余人,但面对的是18万美军和铺天盖地的舰炮、飞机、坦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把每一座山、每一个洞穴都变成堡垒,让美国人一寸一寸地啃,每一寸土地都流淌足够多的血,以此来吓住美国人,让他们重新考虑是否值得登陆日本本土。

所以他故意放美军上岸,放弃平坦的北部平地,把主力收缩到南部丘陵地带。利用那里山脊起伏,洞穴密布的复杂地形,布下三道防线锚定在古老的首里城堡,像一张收紧的大网等待猎物自己钻进来。而糖面包山就是这张大网最西端的支撑点,也是那霸和首里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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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中隐藏的日军89式150毫米加农炮

5月12日下午,攻占糖面包山的战斗正式打响。美军第22步兵团2营G连的215名海军陆战队员发起进攻。前900码距离只有零星的枪声,士兵们以为这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小战斗。可惜当他们踏入一片开阔地时,沉默的小山突然爆发了。机枪、迫击炮、手榴弹从山腰的洞穴、山顶的战壕、后方首里高地的炮阵地同时倾泻而下。火力之密不能称之为射击,而应该叫泼洒。

几分钟之内,G连三个排中就有两个被压制在半路。连长斯特宾斯上尉带着仅剩的40人向山脚冲锋,结果刚跑出不到100码就有28人倒下。斯特宾斯自己也腿部中弹倒地。副连长戴尔·贝尔中尉接过指挥权,还没来得及喊出第一道命令,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臂。左臂软绵绵地垂着,贝尔用右手抓起一挺轻机枪,继续往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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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士兵跑步前进。其中两人携带通信电缆和无线电设备,以便与其他部队保持联系。

贝尔身高约1.9米,体重约220斤,是那种天生的硬汉。他带着10个人硬生生杀上山顶,然后站在那里单手端着机枪朝日军扫射。陆战队员埃德蒙·德马尔后来回忆说:“贝尔看起来就像好莱坞战争片里孤胆英雄,当你看到他站在那里,你就不可能再害怕了。”

英雄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但是承受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两颗子弹击中了贝尔,一颗从他腿上撕下一大块肉,另一颗打掉了他的半边臀部。他摇摇晃晃地努力支撑,最终还是倒下了。德马尔也被子弹打中大腿,血流不止。他趴在地上,周围全是死人和伤员。混乱和爆炸声里,一个年轻士兵的哭喊声格外清晰——那是一个受伤且被吓坏了的孩子,正在哭着大喊爸爸妈妈。

山顶的幸存者越来越少,他们用烟幕掩护匍匐着撤下山坡。德马尔被人扶到一辆坦克顶上,坦克手在他包扎时自己也中了弹。鲜血滴在德马尔身上,“这趟旅程真够呛,”德马尔后来说:“我浑身是血,有我的,也有那个坦克兵的。我们当时的样子肯定像恐怖片里的场景。”

那天白天,G连三次攻上山顶,三次被日军赶下来。到傍晚清点人数时,215人中只剩下75人还能站着,伤亡率高达65%。而这,才只是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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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冲绳岛南部地区,日军在那里围绕首里城构筑了众多防御阵地。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海军陆战队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剧本:进攻、山顶、炮火、撤退,尸体铺满了山坡。14日傍晚,第22团2营营长霍雷肖·伍德豪斯中校又组织了一次进攻。士兵们被猛烈的炮火困在山坡进退不得,日军从山顶往下扔手榴弹,就像扔石头一样随便。

危急时刻,2营执行官亨利·考特尼少校站了出来。他看着那些趴在地上挨炸的士兵,明白守是守不住的,兵力太弱,地形太差,待在这里就是等死。与其等死,不如进攻。“兄弟们,”考特尼说:“如果我们今晚不带着手榴弹冲上山头,日本人明天早上就会冲下来把我们全部杀死。”

他征集了44名志愿者,向山顶发起冲锋。一边冲一边往山洞里扔手榴弹,结果他们真的冲上了山顶,挖好掩体并守住了一段时间。当天夜里日军摸黑爬近防线,近到陆战队员能听见他们扔手榴弹时发出的闷响声。

一枚手榴弹在考特尼少校附近爆炸,弹片划开了他的脖子,他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当场阵亡了。悲伤又愤怒的士兵用雨披盖住他的遗体,然后咬牙继续战斗。战斗一直打到天亮,44人中只剩下5人还能开枪,不得不再次撤到山下。

一名目睹这次冲锋的陆战队员后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有点疯狂,但事情就是这样。似乎你会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去攻占像糖面包山这样的地方,眼看着那么多战友重伤死亡。然后你会发疯,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考特尼少校没能活着走下糖面包山,但“不顾一切”这四个字成了那七天里所有爬上这座小山的陆战队员的共同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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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不堪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攻占糖面包山后,缓缓向上攀登

残酷的战斗中,还有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弗朗西斯・芬顿上校是第 1 海军陆战师的工程军官,他19 岁的小儿子迈克尔放弃了晋升军官的机会成为一名侦察狙击手,也来到了冲绳战场。战斗期间,父子俩在一座被炮火摧毁的农舍偶遇。他们聊了聊家常话,说了说大儿子弗朗西斯的情况,然后又各自奔赴战场。这一别,便是永别……

5月7日,迈克尔在糖面包山击退日军反击时阵亡。芬顿上校得知消息后,独自走到儿子牺牲的地方,跪在地上低头看着覆盖国旗的担架,双手撑在大腿上久久没有起身。一位随军摄影师按下了快门,让这一幕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感人的瞬间。

许久之后,这位老父亲擦干眼泪站起身,看了看周围其他阵亡陆战队员的遗体,轻声说:“这些可怜的灵魂,他们的父亲没能在这里陪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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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陆战队终于找到了破解之道。霍华德·马比上尉提出了一个计划:佯攻半月山和马蹄山引诱日军调动兵力,然后派坦克迂回到糖面包山侧后。让史密斯中尉率领80名士兵冲上山顶从上往下投手榴弹,同时坦克从山下平射洞穴。

按此计划,陆战队员再次占领山顶。日军疯狂反击,陆战队员耗尽弹药又一次撤离。在反复的拉扯下日军也到达极限,他们要么撤退,要么发动“万岁冲锋”送死。一群日军背着炸药包冲出来,被机枪子弹击中炸药包,然后在猛烈的爆炸中消失。另一群约150人从山顶往下跑,被陆战队“炸得满地都是”。

双方的伤亡越来越高,记者埃尔维斯·莱恩在这场血战中写下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字:“尸体遍布灰色泥泞的大地。到处都是断裂的胳膊和腿,偶尔还有头颅。有些尸体看起来像是在咧嘴笑。肉已经从头骨上脱落,牙齿露了出来。我担心如果我盯着看,某个咧嘴笑的死者可能会问:‘你不也该和我们在一起吗?’而另一个可能会做出这样可怕的预言:‘战争还没结束!你很快就会加入我们的!’”

渐渐的,糖面包山上的枪声、炮声终于安静了。当战斗结束时,莱恩写道:“谢天谢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会再次调兵来试图夺回这座山。我已经数不清我们和他们攻占糖面包山多少次了,也数不清我们在这里待了多少天。这片寂静让我们确信,糖面包山真的属于第29团了。”代价是:仅第6海军陆战师就有2662人伤亡,1289人受伤,还不包括陆军和其他部队的损失。

糖面包山的血战,只是冲绳战役中的一个小角落。在更大的战场上,激烈的战斗每天都在发生。冲绳战役一直打到6月底,日军完全崩溃。司令官牛岛满6月22日切腹自杀,履行了他对天皇的忠诚。美军伤亡超过6.5万人,日军和冲绳平民死亡超过14万人。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让盟军原本计划在11月登陆日本的行动被重新评估,巨大的伤亡让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下定决心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攻击。

广岛原子弹

关于这场战役,美国作家约翰·武科维茨在他的书中写道:“冲绳的泥泞山脊上,年轻的美国人学会了不顾一切。”而牛岛满在开战前对士兵说的那番话,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反复引用。他说物质力量通常战胜精神力量,不要指望用勇气去填补火力的鸿沟,要根据精确的计算作战。

他错了,也不全错。勇气确实填补不了火力的鸿沟,糖面包山上年轻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用尸体证明了这一点。但勇气依然存在——在单手端机枪的贝尔中尉身上,在带头冲上山顶的考特尼少校身上,在跪在儿子遗体旁轻声说着“这些可怜的灵魂”的老上校身上。

一座22米高的小山,7天,4000多个年轻人再也没能走下来。它叫糖面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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