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躬耕地争议中，“隆中属南阳邓县”是支撑“襄阳说”的核心地理依据。然而纵观两汉、三国、西晋正史地理志及同期文献，此说仅有一个来源——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更早、更权威的史料佐证。单源孤证、晚出私记、与国家政区制度相悖，是这一说法无法回避的三大硬伤。

一、正史无载：两汉三国地理志绝不支持“邓县跨江南”

记载东汉郡国建制最权威、最系统的文献，是**《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两书对南阳郡、南郡边界的划定高度一致：

- 南阳郡：地域在沔水（汉水）以北；

- 南郡：地域在沔水以南。

南阳郡下辖各县，如邓、宛、穰、新野、章陵等，地望均在汉水北岸；南郡下辖襄阳、邔、宜城等，均在汉水南岸。两部正史，无一字提及南阳郡跨越汉水管辖江南之地。

《三国志》正文叙事，凡涉及南阳、襄阳地界，亦以汉水为自然分界。诸葛亮自叙“躬耕于南阳”，陈寿作《三国志》不添“隆中”二字；诸葛亮卒后葬于汉中定军山，蜀、晋两朝官方文献，均无“隆中亮宅”“邓县隆中”的记载。

换言之：在东汉、三国、西晋长达两百余年时间里，“隆中属南阳邓县”这一地理判断，从未进入国家正史与官方政区记录。

二、唯一来源：仅出自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

“隆中属南阳邓县”这一命题，现存所有古籍中，最早、也是唯一的独立源头，只有一条：

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后世所有相关表述——包括《水经注》引文、裴松之注引、后世方志、近现代论著，全部是对这一句话的转引、推演与附会，并非另有新的原始史料。

也就是说：

- 没有第二部汉代史书支持；

- 没有第二份三国文献支持；

- 没有第二家晋代地理著作互证。

整个“隆中属南阳邓县”体系，只建立在东晋习凿齿一人一句之上。

三、孤证之危：与汉代政区制度直接冲突

按照汉代行政区划与地理惯例，郡、县一般不跨大江大川设治，尤其汉水这种川楚要道、军事天险，更是天然郡界。

1. 邓县在汉水北：两汉邓县故城在今襄阳樊城以北，属南阳郡，确在“沔之阳”。

2. 隆中在汉水南：历代记载与实地均确认，隆中位于汉水南岸。

一北一南，一水相隔，一县跨大江管辖飞地，既无行政必要，也无管理可能，更无任何制度先例。

习凿齿此说，本质是用私家叙述，改写国家政区边界。而南阳、南郡以汉水为界，是两部正史确立的宏观制度，远重于东晋私史的个案记载。

四、孤证为何不能定史

中国传统考据学有一铁律：孤证不立。

- 有正史，从正史；

- 有众证，不从孤证；

- 有早出文献，不从晚出私记。

“隆中属南阳邓县”：

1. 无正史对证；

2. 无同期文献互证；

3. 仅晚出孤证一条；

4. 与汉代疆界制度、水文地理矛盾。

在严谨史学框架下，这种材料只能存疑，不能立论，更不能当作“已被证实的历史地理结论”。

结语

“隆中属南阳邓县”，唯一来源就是《汉晋春秋》一句孤文。

它不是两汉三国的官方地理，不是陈寿《三国志》的记载，不是诸葛亮本人的表述，也没有考古与政区制度支撑。

把一条东晋孤证，包装成“铁案”，用来否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自叙、否定两部正史划定的郡界、否定汉水为界的地理常识，本质上是以孤证破正史，以私记代国典，在治学逻辑上难以成立。

诸葛亮躬耕何处，可争可论，但前提必须是：

尊重正史，尊重制度，尊重“孤证不能定案”的基本学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