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去中国化”最彻底的国家,如今三个悄悄往回走
2026年2月,首尔。
一位韩国高中生正在准备三星入职考试。笔试第三科,他深吸一口气,翻开试卷——汉字能力测试。
30道题,20分钟。他必须读懂“诉讼”和“上疏”的区别,否则连简历关都过不去。
而在60年前,他的爷爷那代人,曾被朴正熙政府告知:“废除汉字,是民族独立的最后一步。”
如今,独立没有走完,汉字倒是回来了。
这并非孤例。日本在悄悄增加中小学汉字课时,越南中文培训班遍地开花,新加坡年轻人开始追问“华人身份到底是什么”。
四个曾经最坚决“去中国化”的国家,如今有三个正在沉默地、笨拙地、不情愿地——往回走。
一、日本:吃过苦瓜不承认嘴苦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御誓文》。
台下穿和服的官员,第二天就换上了西装。福泽谕吉在《脱亚论》里写:“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恶友名单里,排第一位的是中国。
此后的日本做了三件事:发明假名,限制汉字数量,把儒家思想收进仓库、贴上“日本传统”的封条。
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研究员对着《参天台五台山记》——一部11世纪日本僧人的访华日记——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成现代日语。
因为原文是汉文,现代日本学者读不懂。
一位东大教授在采访里苦笑:“我们花了三代人建立‘日本文化独立’,现在又花一代人补汉字课。”
2025年,日本文部省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小学汉字教学字数从1026字增至1110字。幅度不大,方向耐人寻味。
他们扔掉的,正在弯腰捡回来。
二、韩国:砍完发现那是自己的腿
1968年,朴正熙站在青瓦台。
他签署总统令:公文全部改用韩文专用,汉字从教育课程中移除。
理由是:汉字是封建残余,是民族自卑的象征。
五年后,首尔地方法院。
一位法官对着两份文件发愣。原告递上的“상소”,到底是“上疏”还是“上诉”?读音一模一样,意思天差地别。
那一年,韩国法律界私下流传一句话:“废除汉字,等于让法官摸着石头过河。”
2025年,三星集团人事报告里多了一行小字:“汉字能力,入职加分项。”
现代汽车跟进。韩国五大集团,四家把汉字测验写进招聘简章。
去年冬天,首尔大学开设“汉文基础”通识课,开放名额300人,3分钟抢光。
一位大二女生在课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喜欢汉字,我是想读懂奶奶家那本族谱。”
她不知道扉页第一行写着什么。
三、越南:被殖民者卸掉的文化回路
这四个国家里,越南的“去中国化”最被动。
1887年,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
殖民官员合上一本《大越史记全书》,对翻译说:“以后学校教拉丁字母,这东西不许再看。”
不是建议,是命令。
此后七十余年,越南用拼音文字“国语字”完成了扫盲,也完成了文化断层。
2026年,河内国家大学图书馆。
一位历史系博士生申请借阅黎朝时期的科举考卷。管理员调出目录,屏幕上跳出提示:
“本档案为汉文书写,是否预约中文翻译服务?”
博士生愣了一下,点头。这是她本学期第四次预约这项服务。
她研究的是越南古代史,阅读材料却要从中国进口。
更魔幻的是市场反馈。
胡志明市第五郡,近年冒出三十多家中文培训班。招生广告很直白:“学好中文,工资翻倍。”
中越贸易额突破2600亿美元那年,河内一家劳务公司的HR说漏了嘴:
“我们不要求越南人会写汉字,但至少要会读中文说明书。”
四、新加坡:唯一不往回走的那个
1980年,南洋大学礼堂。
最后一任校长宣布:南大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台下有人在哭。这座海外唯一的华文高等学府,走完了25年的路。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得很冷静:“英语不是母亲的舌头,却是生存的喉咙。”
四十年后,新加坡组屋楼下。
一位华裔老太太用闽南语问孙子:今晚回不回来吃饭?
孙子用英语答:I have class, Grandma.
他的中文词汇量,刚好够点奶茶、认地铁站名。
2025年,新加坡统计局数据:家中主要讲华语的居民比例,首次跌破40%。
有趣的是,同一年,“华人文化认同”主题沙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连办四场,场场爆满。
一位1998年出生的华裔女生在沙龙上发言:
“我会说英文,爱吃西餐,看美剧不用字幕——但春节回奶奶家,桌上摆的还是外婆传下来的那套青花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华人,我只知道我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五、理性思辨:删掉的文化,会从后门回来
这四个国家的故事,常被简化成“汉字回归”“中华文化复兴”。
我不这么看。
日本的“增汉字”,更多是实用主义——学生读不懂古文、学者翻不了档案。韩国企业加考汉字,因为跟中国人做生意需要双语人才。越南人学中文,动机和学英语没有本质区别:赚钱养家,改善生活。
这不是文化皈依,是市场纠错。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层:
日本当年废汉字,是为了证明“我比中国先进”;韩国断汉字,是为了证明“我比中国独立”;越南换文字,是被殖民者按住换血;新加坡选英语,是在大国夹缝里求呼吸。
四张处方,治的是同一种病:离你远一点,我才是我。
但四十年过去,最先喊“脱亚”的日本,最坚决“断根”的韩国,被迫换文字的越南,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
有些文化记忆,删除之后,系统反而报错。
那不是怀旧,是功能缺失。
你可以换语言,换不了语感。可以改名字,改不了记忆的路径。
六、结尾:一个人不会说错自己的名字
去年冬天,一位在日本教汉学的前辈给我讲了个细节。
他在京都大学开《论语》研读课,报名者寥寥。今年同样的课,改名叫《东亚思想中的“孝”》,来了四十多人。
课后有个学生问他:“老师,孝道到底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他想了很久,答:“如果一个东西,你从小在用,它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拿到它,是你拿到之后,有没有把它传下去。”
学生没再追问。
窗外京都塔亮着灯,他忽然想起《论语》里那句:
“告诸往而知来者。”
一个国家想走多远,不只看它造出多少新东西,也看它读懂了多老的句子。
文化不是旗袍,过节穿一下。文化是骨头的密度,你看不见,但走路的时候,它撑着。
删掉它,你轻了。
走几步,才发现那根本不是轻,是飘。
本文综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日本文部省公开资料、韩国统计厅年报、越南教育培训部数据、新加坡统计局2025年报及相关学术文献,力求客观呈现各国文化政策演变脉络。观点仅代表作者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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