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天，一份沉甸甸的加急电报从延安发出，震动了全军。
中央军委下达死命令：凡是打仗的时候，政委不再拥有最后拍板权，怎么打、怎么动，全由军事主官一个人说了算。
这几行字看似简单，实则在八路军内部掀起了惊涛骇浪。
要知道，自建军以来，"党指挥枪"是雷打不动的原则，政委的一票否决权那是尚方宝剑，谁都碰不得。
为何高层要对自己动这么大的手术？
一切都要归结于三个月前，冀中平原上那场让人痛彻心扉的浩劫。
那是一次用鲜血写就的教训，两位高级将领和无数精锐战士的牺牲，只为了印证一个残酷的真理：
枪炮一响，指挥所里决不能有两个大脑。
把日历翻回1942年的那个春天。
那会儿，冀中根据地的日子苦到了极点。
日军华北方面军那个叫冈村宁次的老鬼子，是个极为阴狠的角色。
为了彻底剿灭平原上的抗日武装，他一口气调集了五万大军，搞了个名堂叫"五一大扫荡"。
这一回，鬼子不按套路出牌。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的"梳头"，而是搞起了"铁壁合围"。
冈村宁次这一招够绝，一边派兵围剿，一边疯狂修路、挖沟、盖炮楼，硬生生把辽阔的冀中平原分割成了无数个零碎的"豆腐块"，让你无处藏身。
当时顶在风口浪尖上的，是冀中第八军分区的两位主官：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
这两人搭班子，简直就是八路军干部队伍的缩影。
常德善，三十出头，是个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悍将。
他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走过长征路，当年强渡金沙江，他带着十七团跟疯了一样咬住敌人，硬是把主力部队送过了江。
吕正操将军后来提起他，只说了一句：这人是我特意找贺龙要来的，就图他能打。
王远音，二十七岁，是个满腹经纶的儒将。
山西搞学生运动出身，后来投笔从戎。
这人笔杆子硬，嘴皮子利索，做起群众工作来是一把好手。
平日里，一个唱黑脸练兵，一个唱红脸收心，两人配合得那是相当默契。
可偏偏到了1942年5月，当生死存亡的关口摆在面前时，两人的思维方式彻底"撞车"了。
那会儿的形势，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那地方到处是水，苦是苦了点，但好歹能喘口气。
五月中旬，情报突然传来，说是日军好像撤了。
冀中军区那边估摸着扫荡结束了，接连两天发电报，催着部队赶紧回中心区，恢复地方政权，以此来安抚老百姓的心。
分歧就在这时候爆发了。
常德善打了半辈子仗，那鼻子比猎狗还灵。
他盯着地图，眉头拧成了疙瘩：冈村宁次兴师动众搞了这么大动静，哪能说撤就撤？
这明摆着是想把我们骗回去一口吃掉。
他一拍桌子：坚决不能回，就在外线跟鬼子兜圈子。
可王远音不这么看。
他是政委，脑子里装的是另一本账：上级命令大如天，必须执行；再说了，老百姓在受罪，部队躲在外面图安逸，这还是人民军队吗？
根据地丢了怎么办？
他的态度也很坚决：必须回，刻不容缓。
这事儿麻烦就麻烦在，两人都有道理。
常德善讲的是战场法则：只要留住兵，就不怕没地盘。
王远音讲的是政治原则：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更不能扔下群众不管。
搁在平时，大不了开个会慢慢商量。
可这是打仗，战机稍纵即逝。
按照当年的规矩，一旦意见不统一，政委有权做最后的决定。
王远音行使了这个权力。
常德善急得直跺脚，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作为老党员，他还是咬着牙执行了命令。
部队拔营起寨，一头扎回了河间、肃宁一带的腹地。
事实证明，常德善的直觉准得吓人。
冈村宁次压根没走，那老鬼子把主力藏得严严实实，就张着口袋等八路军往里钻。
6月7日晚上，队伍摸到了雪村。
这地方选得简直是绝地。
雪村北边是一大片开阔地，紧挨着河肃公路。
小日本为了防备游击队，把公路地基垫得老高，两边还挖了深沟。
这就意味着，公路上的鬼子只要架起机枪，底下的村子就是活靶子。
6月8日凌晨四点，灾难降临了。
侦察员跌跌撞撞跑回来报告：肃宁、献县、饶阳几个方向全是车灯，坦克履带碾压地面的动静震耳欲聋。
鬼子这次不是扫荡，是奔着"斩首"来的。
常德善和王远音所在的雪村，瞬间被围得像铁桶一般。
旁边顶旺村的30团刚一接火，就被打散了架。
这会儿再想跑，比登天还难。
常德善带着人往北硬冲，想跨过那条要命的公路。
可鬼子早就占了制高点，机枪子弹像泼水一样扫下来。
没有任何掩护，战士们完全暴露在枪口下，那场面简直就是屠杀。
到了最后的时刻，常德善拿出了一个职业军人的血性。
他没躲在掩体里瞎指挥，而是抄起一挺机枪，挺身站在土坡上，冲着鬼子疯狂扫射。
他一边扣扳机一边嘶吼："快撤！
老子来掩护！
他撂倒了好几个鬼子，可自己也成了活靶子。
一颗颗子弹钻进了他的身体，最后击穿了头部。
这位贺龙手下的爱将，身上挨了二十多枪，血染雪村。
另一头，政委王远音也陷入了绝境。
他的腿被打断了，根本挪不动步。
眼瞅着鬼子哇哇叫着围上来，这位当年的学生领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绝不当俘虏。
他拔出配枪，枪口顶住了自己的太阳穴。
那一仗，八分区算是被打残了。
23团二营、30团基本报销。
司令员和政委双双战死，这种惨痛的损失，在八路军抗战史上都罕见得很。
噩耗传回延安，主席和军委首长们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痛定思痛，高层开始反思一个要命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游击战场上，到底是"商量着办"重要，还是"说了算"重要？
当军事直觉和政治考量打架的时候，到底听谁的？
雪村的鲜血给出了答案：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场上，指挥权必须高度集中。
政委制度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必须给军事主官"独断专行"的权力。
三个月后，那道"取消政委战时最后决定权"的命令正式下发。
这项改革，说白了就是把"决策成本"降到零。
它承认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战场上，一个平庸但果断的决定，往往比两个聪明但在争论的决定要好得多。
常德善和王远音的牺牲，成了八路军指挥体制成熟的催化剂。
后来的事，大伙儿都清楚了。
吕正操在"五一大扫荡"后，带着残部咬牙坚持了下来。
他吸取了血的教训，把地道战、地雷战玩出了花，把冀中平原变成了日本人的噩梦。
这位也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老兵，后来一路打回东北，管过大铁路，活了一百零六岁。
常德善和王远音后来被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那句"是我向贺龙要来的猛将"，成了对这位老部下一生最精准的概括。
它在提醒我们：那些在决策博弈中牺牲的，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
他们用生命去试错，为后来的胜利蹚平了道路。
回过头看，雪村之战不仅仅是一次战术上的失利，它是人民军队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路上，必须缴纳的一笔昂贵的学费。
这笔学费，太贵了。
可正因为贵，才买来了后来的无往不胜。
信息来源：
《党史博览》2015年第4期《冀中"五一"反"扫荡"中的常德善与王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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