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里,爆竹声一响,你下意识摸手机发红包,孩子踮脚够窗花,老人把饺子摆成圆圈——可有谁抬头看过今晚的星星?那颗最亮的,说不定正照着两千多年前一个草鞋沾泥、竹简压肩的年轻人,在巴山深处守着一块青石,等北斗转过第七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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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姓“年”,却让“年”有了起点;没当过官,却把皇帝的诏书变成了一张日历。公元前104年,长安城乱得没法过日子:农民按历法种麦子,地里长出的是秋葵;官府选吉日祭天,结果拜的是霜降前的残暑。汉武帝气得摔了三只玉圭,下诏修历——满朝文士吵了半年,连“正月该在哪个月”都掰扯不清。这时候守门兵跑进来喊:“外头来了个阆中人,草鞋破得露脚趾,背一捆发霉的竹片,说要定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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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当真。直到他摊开那些竹简:某年某月某日,月食开始于申时三刻,止于酉时一刻;某年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寸二分;某夜北斗柄正指东方,鸡还没叫,山桃就开了第一朵。字字手写,年份带干支,误差掐在燃完一炷香的间隙里。司马迁翻到第三片就合上了自己写的《历术甲子篇》,邓平盯着星图看了半个时辰,突然说:“他算的,比我们测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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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不是算,是开口说“从今往后,正月初一就是新年”。满殿老臣脸都绿了,喊“秦历以十月为岁首,祖宗规矩怎敢动?”落下闳没争,第二天深夜独自登上灵台,北风卷着他补丁摞补丁的袖子。他没看群臣,只盯着北极星——那颗不动的星,像钉在天幕上的铆钉。三天后,他递上最终稿:孟春为岁首,立春在正月,二十四节气按太阳黄道均分。汉武帝拍案:“就依此定!”

颁历那天,他谢绝了太史令的印绶,只牵了匹瘦马往南走。长安城门在身后合拢时,细雨把朱雀大街淋得发亮。有人追出来问:“落下先生,您图啥?”他回头指了指天,又指指怀里那卷竹简:“我图的,是山头那块青石还温着。”

回到阆中锦屏山,他真就再没下过山。樵夫上山砍柴,常看见个白发老头坐在石头上,仰着脖颈,像在等什么人赴约。有时孩子偷偷跟着,发现他正用炭条在地上画星星的位置,画完又用脚抹掉,第二天接着画——原来他早把整片星空,刻进了骨头缝里。

后来《太初历》沿用了两百多年,节气歌传进田埂灶台,农妇掐着“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下种,书生按“冬至一阳生”温酒待客。王朝换了七次,都城搬了四回,可每到腊月廿三,灶王爷的糖瓜还是粘在墙上;正月初一,无论逃荒还是赶考,总有人朝着家的方向磕一个头。

去年我路过阆中,在锦屏山脚买橘子,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听我说想看看古观星台,她剥开一个橘子塞给我:“喏,甜得很——那老头看星星的地方,现在长满野蔷薇啦。”她顿了顿,“不过啊,我家孙女昨晚还问我,为啥过年非得初一?我说,因为有个人,在石头上坐了四十年,就为了把春天,端端正正放在我们手心里。”

今夜烟花升空时,你或许会想起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