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建民，今年54岁，我的老家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
我1970年出生的，我有两个姐姐。
我记得那时候我家喂了两头黄牛，是用来拉犁的。
放了学，我的任务就是牵着两头黄牛，去村后的山上让牛吃草。
把牛撒到山上以后，我就找个山坡躺下，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带了课本，就在那里背题。
由于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不到200口人，村里没有小学，我要步行四五里路去邻村上联小，我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数一数二的。
两个姐姐大我好几岁，她们初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中专，也没有考上高中，就回村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全家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当时虽然我年龄小，但是非常懂事，看到父母累弯的腰和饱经沧桑的脸，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学，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1986年的时候我读初三，那时候中专还是比较吃香的，同学们准备冲刺中专的时候，我却另有打算。
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上高中考大学，我希望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
父母虽然没有文化知识，但是他们知道，书读多了肯定是有用处的。
我父亲知道了我的想法以后，他对我说：“建民，只要你爱读书，能读得进去，我和你母亲砸锅卖铁也会供你的。”
有了家里的支持，我信心百倍地读了高中，高一的时候我的成绩不太理想，来到一个新的学校，我有些不适应，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
到了高二的时候，我开始发力，就像跑道上的赛跑者，我卯足了劲儿，上课好好听讲，下课的时候依然坐在那里钻研题目。
终于，我的成绩在班里前5名了，因为我们的班在全校成绩靠前，我在全校的名次也不错。
那时候学校里有食堂，可是能吃起食堂的学生并不多，在食堂吃饭的那些同学，多数是父母在好单位上班的，或者是家里做点生意的。
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山里孩子，是没有钱吃食堂的。
我父母为了给我增加营养，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去附近一个石料厂打工，父亲和母亲没有技术，在工厂里干着最重、最累的活，挣最少的钱。
父亲用小铁车推石头，母亲给拉着，他们的手上经常伤痕累累，老茧丛生。
每到星期六的时候，父亲就会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饭。
母亲经常会给我烙上一包袱煎饼，父亲会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十几块钱塞给我，我都不忍心要这些钱，我知道这些钱上浸透着父母的血汗。
父亲会把钱硬塞给我，父亲憨厚地笑着说：“健民，等你考上学，我和你母亲就不用这么受累了，现在你正是长身体、用头脑的时候，你看你头上都有白头发了，我知道你学习也很累，我看着心疼啊，你拿着这些钱买点好的吃吧！”
当时我两个姐姐也嫁到了邻村，她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那一年我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去石料厂打工了，当时我正上高三，到了交学费的时候，虽然学费只有几十块钱，可是家里却拿不出来。
我想去两个姐姐家借钱，可是母亲说：“你大姐的公公得了脑出血卧床不起，你二姐家两个孩子都小，日子也够累的，咱别去为难他们了。”
母亲领着我去了一墙之隔的一个没出五服的三奶奶家，三奶奶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结婚，三奶奶家一直在村里蒸馒头卖，日子过得宽裕一些。
去了三奶奶家，当母亲说明来意，三奶奶二话不说转身进了里屋拿钱，还给了我两个热乎馒头。
1989年我参加了高考，高出了本科线20多分，我顺利地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是村里头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之前我们村里有过两个考上中专的，一个是村长的儿子，一个是一位老教师的女儿。
很快，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就像插上了翅膀，飞进了村子的每个角落里。
邻居们见到我父亲的时候，都羡慕地说：“你家建民真有出息，没想到他竟然考到了省城的大学，太厉害了！”
父亲一直弯曲的脊背似乎也挺直了很多，他倒背着手，红光满面地在街上溜达，父亲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临开学的时候，三奶奶送来了20个煮熟的咸鸭蛋，让我带到学校里吃。
我谢过了三奶奶。
这时三奶奶看到我穿的裤子膝盖有些破了，问我就穿着这件衣服去学校吗？
我点了点头，我说去到学校之后就会发校服的。
三奶奶摇了摇头说：“建民啊，咱毕竟是出远门，咱不能穿着这破裤子去学校啊，我刚刚给你小叔在裁缝铺子里做了条裤子，他和你差不多高，我拿来给你吧。”
三奶奶迈着小脚，颤巍巍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真的把那条裤子拿来了，我穿上一试，长短肥瘦正合适。
就这样，我穿着三奶奶送的裤子，背着一个大化肥袋子，里面装着是我的行李，我来到了省城，穿梭的车流和林立的高楼，让我眼花缭乱。
我很快适应了大学的生活，并且深深的喜欢上了那座美丽的校园，我虽然来自小山村，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当班长，来到大学以后，我进了学生会，当了一名学生会干部，我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从各方面锻炼自己。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抓住了一次机遇，留在了省城的一所中学工作，当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
发了头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回到了乡下，我给父亲和母亲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给父亲买了两瓶酒，给母亲买了二斤点心。
当父母看到我一下子给家里买了这么多东西，母亲责怪我说：“建民啊，你刚刚上班工资也不高，你买这么多东西还了得呀，你还有钱吃饭吗？”
我笑着说：“娘啊，你放心，以后咱家的日子就好起来了，你和我爹再也不用那么受累了。”
其实这些礼物几乎花光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但是我毫不心疼，我终于有能力孝敬父母了。
我还去了三奶奶家，我给三奶奶买了两瓶麦乳精，感谢她当年对我的帮助。
回了这一趟老家，返回省城以后，我身上几乎没有一个钢蹦了，还好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同事，他非常热心，他借给了我100块钱当生活费。
两个姐姐离父母近，她们经常给父母送吃的，送喝的。
那些年，父母的生活开支都由我来出。
我的妻子是省城当地的，我岳父岳母家条件都不错，结婚的时候多亏了岳父和岳母的帮助,我才没有欠多少外债。
我给家里安上了固定电话，每晚都要打个电话问问父母的情况。
那时候我还没有买车，我都是坐客车回老家,我们的村子离车站有七八里路，父亲和母亲只要提前知道我要回家,他们总是步行着去车站等我。
看到我大包小包地下了客车，父亲就小跑着迎上来,母亲总是给我递上一个塑料水杯，那里面有不冷不热的水，母亲说坐车累了，快点喝口水吧！
父亲和母亲帮我拿着东西，他们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看着父亲和母亲蹒跚的身影，我的心里是幸福而又满足的，父母在家就在，这是我回来的动力。
每次回到家里，母亲早就给我做好了饭，我特别爱喝母亲做的玉米粥。
母亲去村里的大石碾上碾碎玉米，把玉米皮筛出来，用粗粗拉拉的玉米碎粒熬粥，黏糊糊的，香喷喷的。
到晚上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总是不愿意去休息,他们就想和我多拉会儿呱，多聊会儿天。
我问问家里一年的收成，问问村里的事，问我两个姐姐家的情况，父亲和母亲都会七嘴八舌地告诉我。
临走的时候我会给家里留下几百块钱，父亲总是推让着不要。
他说：“你在省城花销大，哪样不得花钱呢？我和你母亲在村里，自己种粮食，种青菜，开支也不大，你不用给我们钱。”
我把钱悄悄地给放在电视机后面，电视机后面有一个小木头盒子，那是我母亲存钱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这样平淡幸福的日子会持续下去，但是不幸却悄然而至。
那些年我父亲身体虽然不太好，但是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头疼脑热的，吃个药片打个针也就好了。
那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了大姐的电话，她急促地说：“建民，你赶紧回来一趟，咱爹得了脑溢血，快要不行了。”
接到了大姐的电话，我的腿哆嗦着，几乎说不出一句话，当时高铁还没有开通，我只得赶紧买上了客车票，好在省城到我们这里有直达的客车。
当我赶到县城的时候，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上了医院5楼,在重症监护室外，我大姐二姐，还有我母亲，大伯和二叔，一大家子都聚在那里。
我一看这情形心里一沉，我知道父亲的情况非常严重。
到了下午三点，医生允许家属进去探望，我进去的时候父亲昏迷不醒，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父亲的额头，他的额头是冰凉的，而且还渗着冷汗。
我俯下身轻轻地贴着父亲的脸，我眼含热泪呼唤着：“爹，你醒醒，我是建民，我回来了呀！”
但是任凭我怎么呼喊，父亲一动不动。
我万万没想到，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过了两个小时，父亲就停止了呼吸。
我疯了一般，抱着父亲嚎啕大哭，但是我的哭声换不来父亲的生命。
父亲走得匆匆太匆匆，我心如刀绞。
父亲的去世，受打击最大的是母亲，这些年她和父亲相依相伴，如今父亲走了，母亲没了依靠，天天以泪洗面。
我曾经多次劝说母亲，跟着我去省城生活，妻子把房间都给母亲收拾好了，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劝说，母亲都说她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其实我知道她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好在我两个姐姐离得近，经常回娘家陪陪母亲。
母亲是79岁那年去世的，心脏病突发，没能抢救过来。
当父母都去世以后，我一下子茫然失措，我成了无父无母的人。
其实像我这个年龄，在单位里好多同事他们都还有老父亲老母亲，每当听到他们骄傲地说着自己的老爹老妈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而又悲伤。
父母走了，我回老家的次数就少了。
可是去年冬天，一进腊月我就经常梦见父母，梦见我小时候和两个姐姐一起生活的情景，梦醒以后，常常是泪流满面。
我告诉妻子，我要回家一趟。
腊月二十三是我们北方的小年，我所在的初中也放假了。
还有七天就过年了，五点多我就起床了，吃过早饭以后，我就开车往老家走。
省城离老家八百多里路，到家的时候中午十点多了，我先去了父母的墓地祭奠老人，在墓地前，我和父母说了很多话，就像他们活着时那样。
来到我家门前时，门前的荒草半人多高了，把大门口都挡住了，一看就是平常从来没有人走动。
刚刚下过一场雪，荒草上还顶着雪花。一阵大风吹来，荒草抖动，雪花飘落。
门口两边有两块大青石，父母活着的时候，父亲习惯坐在东边的石头上，母亲就坐在西边的石头上。
如今石头还在，而人却不见了。
看着紧闭的大门，想到远去的父母，我的眼泪唰唰而下，我打开了生锈的门锁，走进院子里。
我明知道母亲不在了，可是我依然想习惯性地喊一声娘，这声娘卡在了喉咙里，把我呛出了眼泪。
我打开了堂屋门通通风，屋里又湿又冷，我站了一会儿，我的脚就冻麻了。
屋里的东西都没有变，所有的家具都是按照父母生前的样子摆放着。
堂屋里最像样的家具是一个大衣橱，厨子里挂着我年少的时候穿过的衣服，父母的几件新棉袄也在里面。
家里的那台老式电视还在，我看了一下电视后面，那个盛钱的小木头盒子也在，里面还有几张纸币和几个钢镚，这都是母亲和父亲攒的钱。
我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交叉子上，回想着承欢父母膝下的一幕一幕，温暖而又忧伤。
在老屋里坐了一会儿，我的心里渐渐地平静了。
我拿出从省城带回来的春联,我把堂屋门和院墙大门上都贴上了春联，红彤彤的春联贴在斑斑驳驳的木头门上，刹那间增添了很多喜庆,仿佛父母在世时要过年的样子。（在我们这里有个习俗，过了小年就是年，在外的游子可以提前回家贴春联。）
我从后备箱里拿出了4件礼物，我去了三奶奶的大儿子家，三奶奶早已不在了，但是她的恩情常在，我一辈子忘不了。
大叔看到我的时候，眼圈都红了，他说：“建民，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也不事先说一声。”
我刚刚坐下，大婶马上去锅屋里给我做了4个荷包鸡蛋，放上了红糖，让我喝上暖暖肚子。
大伯已经去世了，我又去二叔家坐了一会儿，二叔身体不好，卧床多年了，临走我塞给了他600块钱。
我又去了我两个姐姐家，给她们送了礼物，每家给了1000块钱的过年红包。
下午五点多，我开始往回返。我奔波八百里路回一趟村里，只为了重温老家味道。
虽然只在家里待了几个小时，我的心里却轻松了很多，回来之前我天天想家，现在回来了一趟，心里也终于踏实了。
父母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不能让老房子败落下去，以后我得年年回来贴春联，让邻居们知道我是这个家的儿子,父母不在了，但是家依然在。
老家是我的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我最深的牵挂，尤其是到过年的时候，我更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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