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老师
1984年除夕，我七岁。
那年冬天雪好大，院子里积了半尺厚。天黑透的时候，父亲把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到炕沿上，天线拉到窗户边，母亲用锡纸裹了半截筷子插进天线座里，信号能好一点。
电视屏幕上全是雪花。母亲用手掌拍了两下机壳，雪花少了些，人影还是忽隐忽现。
李谷一出来的时候，雪花突然小了。
我记得她穿着浅色演出服，灯光打在身上，整个人像在发光。父亲说：“别吭声，调好了。”母亲不再挪天线。我们一家四口挤在炕上，火盆里的炭烧得通红，电视机吱吱啦啦的杂音里，她的声音穿过满屏雪花，清清楚楚地落进耳朵。
那是我们家第一次听到《难忘今宵》。
我妈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四十一年。她说：“这人唱歌，像在跟你说话。”
七岁的我不懂什么叫“像说话”。但我知道，那个雪夜之后，每年除夕电视机里只要响起这个旋律，母亲就会放下手里的饺子皮，父亲会把打火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放回去——他不抽烟，只是紧张，怕错过。
那时候没有重播。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九岁那年，我问我妈，为什么每年都要唱这首歌？我妈说，就像一个家，客人要走的时候，主人总要送到门口，说几句“明年再来”的话。这首歌，就是春晚站在门口说的那句话。
我信了。
十七岁，我第一次离家过年。
在省城的职工宿舍里，四个人围着一台借来的电视机。窗外没有鞭炮，走廊里有人在煮速冻饺子，水蒸气从门缝钻进来，带着一股食堂特有的碱味。
李谷一出来的时候，我没说话，室友也没说话。前奏响起来，有个东北的男生突然说：“我妈这会儿应该包完饺子了。”
他没哭，我也没哭。但那一分钟，四百公里之外那个贴着褪色窗花的家，忽然被一首歌拉了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难忘今宵》根本不是一首歌，是一根线。你在天涯海角，只要旋律响起来，线那头就有人拽一拽，你知道家还在。
三十四岁，我在医院守岁。
父亲那年冬天住院，除夕夜是在病房过的。走廊里摆了一台电视机，护士站把音量调得很低，怕吵到病人。父亲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一点电视的反光。
李谷一的声音从走廊隐约传过来，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花。
父亲突然开口：“那年咱家电视雪花那么大，你还记得不？”
我说记得。
他说：“那时候觉得信号真差，现在想想，雪花也挺好的。”
他没再说下去。我走到走廊尽头，站在那台音量极低的电视机前面，听完了一整首《难忘今宵》。隔壁病房有人在咳嗽，护士的脚步声来来去去，李谷一的嗓音穿过所有这些声音，还是清清楚楚。
那年之后，父亲的除夕再也没听过这首歌。
现在轮到李谷一缺席了。
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四个除夕，电视机里依然有《难忘今宵》，依然是那些熟悉的旋律，但换了一拨又一拨人唱。编曲新了，灯光炫了，年轻歌手的嗓子都很好，技巧无可挑剔。
可是母亲放下饺子皮的那几秒钟，没有了。
父亲摸打火机的那一下停顿，没有了。
那个东北男生说“我妈包完饺子了”的瞬间，没有了。
我不是说年轻人唱得不好。他们很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好。可李谷一的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好。那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穿过漫天大雪送到耳边的一声问候。那是电视机还带着雪花、天线还插着锡纸筷子、一家人还挤在炕上过除夕的时代。
现在没有雪花了，信号清晰到能看见演员睫毛。可那层雪花，也是记忆的一部分。
前几天看到新闻，李谷一在电话里说：“我的身体状态不大好，实在无法登上春晚，真的很对不起观众朋友们。”
八十一年的人生，唱了四十年春晚，最后她说“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是我们总希望她还是1984年那个站在舞台中央、连唱九首歌不喘气的李谷一，是我们总希望时间停在那个雪夜，电视机雪花飘飘，她永远年轻。
可她会老。她的嗓子会老，身体会老。只有那个旋律，不老。
今年除夕，我会像往年一样守在电视机前。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我会想起1984年的炕沿、1999年的职工宿舍、2016年的医院走廊。我会想起父亲说的“雪花也挺好的”，想起母亲放下饺子皮的那个动作。
然后我会把电视音量调大一点。
不为别的，就为那根线，还在。
线那头的李谷一，今年在家过年。八十一年，她终于可以坐在电视机前，听别人唱这首歌了。不知道她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想起1984年那个满屏雪花的夜晚，会不会想起那些年每一个除夕，她替十几亿人站在门口，轻轻说一句“明年再见”。
会的。
因为她也曾是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等过年的人。
今年换我们唱给她听。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
歌没变，旋律没变，变的是唱歌的人，和听歌的我们。
不变的是，除夕夜总要有这首歌。就像年夜饭总要有饺子，就像门口总要说那句“明年再来”。
李谷一，这声对不起，我们收下了。你的“明年再来”，我们等了四十年，足够了。
今年好好休息。
风雪再大，家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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