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的效能与经济生态的活力，直接决定着县域与乡村的发展质量。2026年的返乡观察覆盖全国20余个省份，从东部沿海的县域城镇到中西部的偏远乡村，从老工业区的转型阵痛到农业村庄的产业探索，基层治理既面临着形式主义、权责失衡等老问题，也涌现出治理创新的新实践；经济生态则呈现出结构性分化的鲜明特征，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发展境遇差异显著。这些来自一线的真实观察，既折射出基层发展的复杂困境，也彰显着县域与乡村的内生韧性。

一、基层治理：困境与创新并存的实践场域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在2026年的返乡观察中，基层治理呈现出老问题未根除、新探索在萌芽的双重图景，治理效能与群众期待之间仍有差距。

（一）治理困境：形式主义、权责失衡与弹性应对

形式主义仍是基层治理的突出痛点，不少治理行为流于“拍照留痕”，缺乏实质成效。河北省某村组织向13户特困家庭发放春节慰问福利，包村领导仅选择距离驻村工作队最近的两户人家走访，与群众简单交谈、拍照记录后便匆匆离开，剩余11户需自行到村大队部领取物资。工作人员解释“不挨家挨户走访是怕其他村民眼红嫉妒”，但这种做法让特困户感受到的只是事务性的物资发放，缺失了慰问本应承载的关怀与尊重，凸显出基层干部在应对考核任务与深入群众之间的张力。

权责失衡则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上下为难”的困境。天津市某区为实现“烟花清零”，要求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员、片警挨家串户“收烟花”，源于去年年底环保突击检查空气质量不达标。上级强调环保考核，群众期盼春节图个吉利，街道社区夹在中间，只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弹性治理——年前尽可能收缴，除夕夜难以干预。这种层层加码后的被动应对，成为基层最熟悉的生存法则，既无法真正满足上级要求，也难以完全顺应群众意愿。

村级治理还面临着干群关系紧张的难题。中部某村集体经济薄弱，集体资源早被卖被占，三资管理不规范，统筹挪用现象突出，吃喝开支仍未杜绝。每到年底，就进入农民向村集体讨债的高峰期：村里拖欠清洁工工资两年，该妇女以“把垃圾堆到村委会门口、手持农药瓶”相逼才拿到报酬；村集体克扣村民小组公益林补偿款四年，组长牵头组织五名小组长准备上访后，村里才急忙兑现资金。而那些性格温和的“老实人”，即便为村里看门扫地、做小型工程，辛苦一年的报酬也迟迟无法结清，甚至有农民十年前承包村学校工程的十几万欠款至今无人兑现，这种“强势才能讨到债”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干群信任。

此外，治理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村级发展的“马太效应”。中部某村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村庄”，村民收入仅依赖大田作物种植与外出务工，没有村办企业、特色产业，想申请上级项目拨款建设老年食堂、老年之家十分困难；而一些示范性乡村则受“集中打造亮点”的逻辑影响，各类项目接踵而至，资源高度集聚。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让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之路愈发艰难。

（二）治理创新：从“堵不如疏”到社区“造血式”更新

在困境之外，部分地区也涌现出务实有效的治理创新，展现出基层治理的弹性与活力。中部某镇的“五里沟”曾因野泳问题频发安全事故，政府多次禁止却收效甚微，每年都有野泳者溺水身亡。今年镇政府转变治理思路，不再一味“堵截”，而是投入资源对河道进行系统性改造：清理并硬化河床，避免行人滑倒戳伤；加高河坝、引流河水，修建环形池子与连接道路，降低水流湍急带来的风险；清理周边丛林、硬化地面、修建停车场，改善整体环境。同时，工作人员的职能从劝阻转变为交通疏导和应急救援，将五里沟打造成正式风景区，并借此举办线下相亲活动，既满足了群众休闲需求，又促进了文旅发展，还为大龄青年搭建了婚恋平台，实现“花小钱办大事”。

城市社区治理也出现了从“输血式”到“造血式”的转型。成都市某社区打破传统行政主导的更新模式，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区共治”的复合型创新。通过盘活土地资本，引入市场化运营构建“空间资本化”闭环，将社区空间改造为文创化、亲民化的消费与公共活动场所，使社区空间成为可循环的治理资源。这种创新不再依赖民政和社治委的单向支持，而是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将封闭小区重塑为嵌入城市肌理的有机共同体，让社区治理从 “运动式” 活动转变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村级治理简约化则在部分地区取得良好效果。甘肃省某村地广人稀、财政资源有限，为避免治理内耗，推行“书记专职化、主任本土化、会计专业化”模式，全村仅设三名村干部，且书记由事业编下派，既保证了乡村连接的紧密性，又减少了内部矛盾，让治理精力集中在服务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三）治理主体：村干部断层与群众参与不足

治理主体的能力与结构，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的成效。中部某村春节期间举行村干部换届选举，村支书、会计、妇联等核心职位的候选人年龄集中在50-60岁，年龄断层现象突出。村里大部分中青年群体外出务工，村干部的工资水平难以维持自身及家庭周转，难以吸引年轻人返乡任职；而村民普遍认为 “村干部要有群众基础、有经验”，相较于缺乏治理经验的中青年，更愿意信任能够应对村里复杂矛盾、具有权威的老一辈村干部，这使得村级治理陷入“年轻人不愿来、老年人退不下”的困境。

群众参与不足则导致基层治理缺乏内生动力。中部某村原子化程度较高，村民居住分散，只有长辈相识且往来不勤，仅距离较近的邻居有较深交往，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极低。即便是春节等传统节日，村民也多是各自为战，缺乏集体参与的公共活动；而在一些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年轻人纷纷进城买房，过年仅象征性回村办两天婚礼就返回城市，对村庄治理更是漠不关心，老一辈感慨“以后村里就没人了”，基层治理面临“无人参与”的隐忧。

二、经济生态：结构性分化与产业转型的双重变奏

县域与乡村的经济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经济下行压力与产业转型机遇并存，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呈现显著差异，构成了基层经济发展的复杂图景。

（一）经济下行：消费降级与财政吃紧的现实压力

2026年，基层经济普遍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消费降级与地方财政吃紧成为突出特征。东部某县的返乡观察显示，外出从事服务业的老板普遍亏损，去年营收普遍不到前年的一半，部分高杠杆投入的企业直接资金链断裂，从业者将原因归结为疫情后居民收入下降、储蓄意愿上升，“不再愿意为享受型消费买单”。地方财政也陷入紧张状态，有亲戚承包政府工程，年前讨要工程款时，财政局支付的资金远不够支付工人工资，最终只能通过拉横幅等方式才部分解决，前些年的乡村振兴“项目热”明显退潮。

消费降级在城乡各地均有体现。中部某县城新区繁华路段有多处房产烂尾，房价回落，前些年修建的商场步行街日渐萧条，大量店面倒闭招租；一些稍精致的店面门可罗雀，而超低价折扣店则人流不断，群众更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商品。南部沿海某镇的农村消费也呈现类似趋势，临近过年镇中心街虽人流密集、出现堵车，但沿街商户普遍反映生意难做，高档海鲜等非刚需消费的生意下滑明显，不少村民表示“村里的物价不比珠三角低，想吃点好的等平时再买，过年东西太贵，不招待客人时就随便吃点”。

农村务工群体的收入也受到冲击。中部某农业村庄的返乡农民反映，疫情后经济增长放缓已常态化，外出务工收入明显下降，以前月入七八千的岗位，现在大多只能拿到五六千，且就业机会减少，不少农户在家待业数月，务工收入出现明显缺失；在东部沿海某行政村，工厂年前一个多月就因没有订单提前放假，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收入稳定性大幅下降。

（二）产业转型：从传统农业到特色产业的探索之路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少县域与乡村积极探索产业转型，从传统农业向特色产业、规模化种植转型，展现出顽强的发展韧性。中部某市的纺织服装产业转型颇具代表性，从2020年起，产业规模从50亿提升至600亿，带动超过10万人返乡创业就业。该市能实现产业回流，核心在于三大优势：一是“有人”，作为传统棉花种植大县，老一辈有棉纺裁缝手艺，80、90 年代大量本地人外出做裁缝、开档口，积累了市场、资金和技术，培育了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二是产业可移植，采用“线上设计-全流程生产-物流发货” 的小快反模式，通过电商平台、直播销售制造爆款，借助跨境电商远销140多个国家，以销定产降低市场风险；三是政策保障有力，政府出面引进涤纶化纤生产企业解决原料短板，提供县、乡、村三级土地资源利用政策，设立2亿多元专项产业配套基金，在生育、购房等方面给予产业工人奖励和帮扶。

传统农业也在向规模化、专业化转型。南部沿海某镇的乡村农业已从留守老人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转向由职业农民主导的规模化经济作物种植，返乡创业群体扩大，土地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不过当地新机场仅改善了交通条件，缺少相应产业与就业支撑，对镇域经济带动作用有限，这也说明基础设施若缺乏产业配套，很难真正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中部某县的香菇产业则经历了“企业主导”到“小户种植”的转型，2015年本地房地产老板投资种植5个基地，虽带动贫困户分红，但因香菇种植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经营模式难以适配，累计亏损7000万元；2021年由城投接手后，仅从事上游制棒环节，香菇种植重新回归小户模式，四五十岁的夫妻种五六个棚、五万棒到十万棒，辛苦一年可挣大几万到十多万元，同时吸纳当地村庄的半劳动力参与种植和分拣，老年人每天能挣50到100元，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双赢。

部分村庄还依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中部某县的大葱产业已形成地方市场，家庭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通过组织农民规模化种植，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不过乡村产业发展仍面临同质化竞争的问题，中部某县的香菇价格从十年前的每斤六七元降至现在的3元，与全国各地政府补贴引导种植、产业扶贫带来的同质化竞争密切相关，如何在规模化发展中形成差异化优势，成为乡村产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经济形态：县域商业的多元图景与农村市场的新变化

县域与农村的商业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特征。东部沿海某县的县城经济形态相对单一，基本围绕第一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展开，街面业态呈现固定组合：零食超市、理发店、参茸店、奶茶店、小吃店等沿街排列，间隔不远就会重复出现类似组合；近几年带有洋文名称的门店明显增多，一些面向三四线市场的服装品牌下沉到县城，节日期间客流量较大。华南某县的两条核心街道商铺变迁则呈现分化：距离区政府较近的街道，前半段以早餐与便民小食为主，后半段的中高档酒楼十年前生意兴隆，如今就餐人流明显减少，部分酒楼歇业后长期招租；另一条位于主干道两侧的街道，大型商铺多为老店和连锁店，小型商铺则多为沿海省份归来的务工者创业首选，转租率居高不下，今年甚至出现长时间空置的情况。

农村市场则呈现出“线上渗透、需求分化”的新变化。中部某乡的“多多买菜”等线上购物方式成为农民打年货的新选择，农民通过村里微信群的小程序下单，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能在村里的集散点取货，蔬菜、饮料、拜年礼品等年货都能通过线上购买，一些子女不能回来过年的家庭，还会线上下单让父母取货，极大方便了农村消费。南部沿海某镇的农村消费则呈现明显的需求分化：快递站、家具五金店、卖菜卖肉的、理发店和奶茶店生意火爆，家具材质从红木转向更耐用、价格更低的铝材，反映了外出务工群体的实用主义消费倾向；而往年年前生意最好的零食百货批发铺、服装店、饼食铺则显得十分萧条，农村的消费逻辑和节日经济模式正在发生巨变。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农村地区还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现象。东北某镇的村镇小作坊产业虽未注册法律意义上的商标，但依靠熟人社会特性形成了“伪商标”，成为当地的公共资源。不过这种“伪商标”缺乏法律保护，个别商户或外地商户会通过小手段伪造，抢占剩余市场，导致商品风评存在风险，当地手工干豆腐就面临着隔壁县市机械化豆腐的仿冒冲击，反映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

三、治理与经济的互构：基层发展的深层逻辑

基层治理与经济生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治理效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生态的优劣则决定治理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参与意愿，二者的互构关系构成了基层发展的深层逻辑。

（一）治理对经济的保障与约束

良好的治理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与有效保障。成都市某社区通过“造血式”治理创新，盘活社区空间资源，引入市场化运营，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还培育了新的消费场景与经济增长点，实现了治理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中部某镇通过改造风景区、举办相亲活动，既解决了安全治理难题，又提升了区域知名度，吸引了小摊小贩聚集，带动了局部经济发展，展现出治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相反，治理的缺位与失序则会制约经济发展。中部某村因村级治理混乱、三资管理不规范，导致集体资源被侵占、村集体经济薄弱，不仅无法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还引发了频繁的讨债纠纷，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与社会稳定，让村民缺乏发展产业的信心。中部某普通村庄因治理资源匮乏，难以争取上级项目支持，无法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只能停留在传统农业生产与外出务工的经济模式，陷入“治理薄弱-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二）经济对治理的支撑与挑战

经济发展能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提升治理的可行性与群众满意度。中部某市通过纺织服装产业回流，带动10多万人返乡就业，县城人口从不足30万提升至近50万，县域经济实力增强后，政府有更多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治理创新中，形成“经济发展-治理提升” 的正向循环。东部某县的棉农因棉花补贴增加了收入，对当地政府的认同感提升，更愿意参与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与治理事务，为基层治理注入了内生动力。

而经济下行则给基层治理带来诸多挑战。地方财政吃紧后，不少县域削减了乡村治理的投入，村级组织因缺乏资金难以开展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治理能力进一步弱化；农民收入下降、就业不稳定，导致部分群众情绪不满，干群矛盾加剧，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安徽省某村的中农因土地租金上涨、种植风险增加，被迫外出务工谋生，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度大幅下降，让本就薄弱的村级治理更加缺乏群众基础。

（三）城乡互动中的治理与经济协同

城乡互动的深化，让县域与乡村的治理和经济生态呈现出城乡协同的特征。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年轻人在县城买房就业，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逐渐都市化，倒逼县城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商圈、公园、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而县城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山东省某县的父辈在农村务农或县域打零工，子代在县城就业定居，城乡互动频繁，春节时大量年轻人返回农村过年，既带动了农村节日经济，又维系了村庄的人情网络与治理活力，实现了城乡治理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但城乡互动也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农村空心化加剧，留守老人增多，村级治理面临无人管事、无人办事的困境；而农村老人进城后，因脱离乡土熟人社会、不熟悉城市生活规则，面临社会网络断裂、精神孤独等问题，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此外，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村优质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动，农村产业发展缺乏人才支撑，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协调城乡发展的艰巨任务。

结语：在困境中坚守，在变革中前行

2026年的返乡观察显示，县域与乡村的基层治理和经济生态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形式主义、权责失衡、经济下行等困境给基层发展带来了挑战，但治理创新的探索、产业转型的实践、城乡协同的深化，也为基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基层治理与经济生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构成了基层发展的复杂图景。

基层是中国现代化的根基，基层的稳定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未来，只有持续优化基层治理，破除形式主义；立足本地资源，增强经济活力；促进资源共享，实现协同发展，才能破解县域与乡村发展的深层矛盾，让基层在困境中坚守初心，在变革中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