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那阵风，吹得挺猛。
那是股拆除风，那是要把过去的一些痕迹给抹平。
照规矩办事，令行禁止，这本没啥好说的。
可偏偏就在动工前的那个大清早，怪事出了。
在那座矗立在人民广场、足足有12.26米高的塑像底座上，不知是谁，趁着夜色贴了一张大红标语。
上面没写长篇大论，就这一句硬邦邦的话：“他老人家站在这里，妨碍了谁？”
这话一出，原本轰隆隆的机械声全哑火了。
紧接着，更有意思的一幕来了：不管是维吾尔族大叔，还是汉族小伙，各族老百姓不用谁组织，自个儿就聚在了一起，硬是用人墙把这塑像给护住了。
这事儿搁在那会儿，确实显得格格不入。
哪怕你翻遍当年的档案，也找不到半点官方强力干预的影子，纯粹是老百姓自个儿拿的主意。
咋回事？
是喀什人脑筋转不过弯？
还是说这堆1968年浇筑的钢筋水泥里藏着啥玄学？
当然不是。
要把这事儿琢磨透，你得把日历往回翻，翻到1949年，去盘一盘那时节新疆人那是怎么在鬼门关门口算账的。
你就能懂，这塑像底下压着的哪是什么混凝土，分明是前三十年拿命搏出来的三条活路。
这头一本账，算的是这颗脑袋到底能不能稳稳当当长在脖子上。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
不少人看着报纸上“和平”俩字，心里美滋滋的，以为往后就是敲锣打鼓过日子了。
想得太简单了。
就在签字画押后的第三天，哈密原本留用的国民党驻军突然翻脸。
这帮人卷走了五百多公斤黄金不说，一路烧杀，简直就是活阎王。
等到1952年开春，那局势更是烂到了根子上——原国民党骑兵第五军在乌鲁木齐眼皮子底下，竟然连着搞了七次大规模暴乱。
这背后水深得很，不仅有国民党留下的残渣余孽，还有惯匪乌斯满、哈密的大头目尧乐博斯，甚至连美国中情局的黑手都伸进来了。
这帮人下手毒辣至极：以前的数据冷冰冰，换个说法你就懂了，一千一百多条无辜性命没了，三十四万头牲口被抢光，老百姓的日子直接塌了天。
这时候摆在王震将军案头的，简直就是个死棋：新疆这地界太大，山沟沟又多，要是陷进这种你追我藏的治安战里，十万大军也得被活活累死。
就在这节骨眼上，解放军拍了板，定了个硬得不能再硬的调子。
王震直接拉起了北疆剿匪的大旗，话撂得掷地有声：能拉回来的拉，拉不回来的，“那咱们就用大炮跟他唠唠理，用刺刀教教他怎么做人”。
这话听着冲，但理儿是真透彻：跟乌斯满这种满手血腥的屠夫，哪有什么谈判桌？
只有送他见阎王这一条路。
大军兵分四路，像铁钳一样直插乌斯满的老窝红柳峡。
另一头，对于那些被逼着造反的牧民，只要肯放下枪，既往不咎，回家放羊。
这一手那是真漂亮：一手硬得像铁，一手软得像棉。
效果立马显现。
1951年4月，那个不可一世的乌斯满在迪化（乌鲁木齐）吃了枪子儿。
等到1952年夏天，整个新疆打死打伤土匪一千多，抓了快七千个。
那个出门都得提心吊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看见太阳的旧时代，算是彻底进了垃圾堆。
这第二本账，算的是膝盖软硬的问题。
在旧社会的新疆，普通人的膝盖那是生了根的，直不起来。
为啥？
头顶上压着两块大石头：巴依老爷的算盘珠子和宗教法庭的板子。
那会儿，宗教封建势力那手伸得太长了，老百姓吃喝拉撒、结婚离婚，甚至是两口子吵架，都得听宗教法庭的。
库车大寺里现在还留着那遗址，看着都让人后背发凉，那就是当年的“衙门”。
更让人绝望的是肚子问题。
直到1949年，新疆农村穷成啥样？
平均下来，三户人家凑不出一头牲口，九户人家合不上一辆破木车。
每个人手里攥着的粮食才195.7斤。
不到两百斤粮食是个啥概念？
那是离饿死就差一口气。
粮食呢？
全进了地主的粮仓。
这死局咋破？
直接把庙封了？
那不行，那是把信教群众往对立面推。
邓力群和谷苞主持的这场改革，走出了一步绝妙的棋：拆分。
把“心里信啥”和“手里有啥权”给彻底分开。
政府把话挑明了：信教，我们保护，没问题；但是——想用宗教法庭判案子？
没门！
那些骑在人头上的特权，全部废掉。
为了让大家伙儿安心，改革甚至允许清真寺留点地养家糊口。
这一招，直接把那些开明的宗教人士也拉到了自己这边。
1952年秋天，喀什帕哈太克里乡的土地改革大戏开锣了。
到了第二年，全疆三百四十五万农民手里攥住了属于自己的地契。
这哪是分几亩地啊，这是把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顶上的“神权”和“族权”给砸了个粉碎。
帕哈太克里乡的老农激动得给北京写信，信里那句话直戳心窝子：“是您把咱们从火坑里拉出来的。”
这可不是客套话，这是刚把腰杆子挺直的人，从嗓子眼里吼出来的动静。
这第三本账，算的是以后的日子咋过。
土匪没了，地也有了，可兜里比脸还干净，拿啥搞建设？
要钱？
国库空虚；要技术？
那是两眼一抹黑。
王震将军那是真狠，又算了一笔账：既然没人给咱送钱，那咱就从牙缝里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硬是把南泥湾的那股劲头拿了出来，定了个几乎不近人情的规矩：每个人每天少吃半斤粮，菜金抠到九分九厘，每个月的津贴还得砍掉一半存起来。
这点钱看着不起眼，可架不住人多啊，积少成多。
从1952年开始，就靠着这笔从嘴边省下来的救命钱，兵团硬生生平地拔起七十六家工厂。
钱有了，还得找明白人。
为了把留美归来的大专家余铭钰请到八一钢铁厂当总工，王震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司令部腾出来给人家住。
这不是简单的礼貌，这是拿着家底在做长远投资。
余铭钰那是真被感动了，不光人留下了，还把他在上海钢铁厂的全套家当无偿捐了出来，拖家带口往西边搬。
这头工厂冒烟，那头水利也没闲着。
留用的国民党水利局长王鹤亭，带着当兵的修了三十二条大渠，加起来有一千二百多公里长。
这些大渠，直到今天还在滋润着天山南北那一百二十七万亩好田。
把这三本账算清楚了，你就能明白那个叫库尔班的大叔，为啥非得骑着毛驴往北京赶。
库尔班这辈子，就是这三十年变迁的活标本。
他前半截活得像个“野人”。
为了躲地主的阎王债，带着老婆在沙漠里像野兽一样躲了好多年，全部家当就一条破毡子。
1949年解放军找到他的时候，他那一身破烂，连今夕是何年都不知道。
是新政权给了他能遮风挡雨的屋子，分给他十四亩地，还配了一头毛驴。
1958年6月，他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
那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老人家那是真舍不得松开。
这种感情，你靠喇叭喊是喊不出来的，那是从骨髓里渗出来的亲。
再回到开头那个岔口。
八十年代初，当喀什的老少爷们贴出那句“他老人家站在这里，妨碍了谁”的时候，他们护着的仅仅是一块石头吗？
不，他们护着的是那段把鬼变成人的日子。
1997年，喀什要改造人民广场。
结果呢？
那塑像不但没拆，底座还贴上了气派的花岗岩，旁边新立了《沁园春·雪》的诗屏，看着比以前更威风了。
回过头去瞅那前三十年，也许有人能挑出点毛病。
但对于喀什，对于这片土地，那三十年干成了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把土匪杀绝了，把特权废了，把工业和农业的根基扎稳了。
这才是那座塑像能立在那里，风吹雨打都不倒的真正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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