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那是个多雨的年份。
陕西宝鸡贾村镇，一户姓陈的老乡家里出了桩稀罕事。
后院那处土崖因为雨水冲刷塌了一块，露出来个满身铜锈的“大家伙”。
这物件看着像是个盛酒的坛子，造型挺古怪，还挺沉。
这就是后来震惊考古界的“何尊”。
这两个字就是：“中国”。
搁在这之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这个叫法，撑死也就是汉朝大一统之后才定型的。
可何尊是西周早期的物件，掐指一算，距今得有三千多年。
这下子，把“中国”这个名号的出生证，硬生生往前拨了将近一千年。
不过，比这个时间点更让琢磨不透的，是当年周朝掌权者刻下这两个字时，心里打的那副“小算盘”。
这是周武王刚把商朝灭了之后撂下的话，大白话就是：老子要把家安在天下的正中心，好管教底下的老百姓。
大伙可得听仔细了，这时候嘴里的“中国”，跟咱们现在身份证上的“中国”，压根是两码事。
在周武王和周公这两叔侄看来，这哪是什么国名啊，分明是一招极其老辣的地缘政治布局。
那会儿的形势其实挺严峻：周人虽然干翻了商朝，坐上了头把交椅，但心里发虚啊。
四周全是还没开化的“蛮夷”，自己本来也就是个西边的小部落，属于“小周吃掉了大商”，底气不足。
这江山怎么坐才稳当？
周朝的高层脑子转得飞快，最后拍板定了个策：搬家。
于是，他们给这个新都城起了个霸气的名字——“中国”。
把这两个字拆碎了嚼一嚼，逻辑就通了。
“中”，指的是正中央；“国”，指的是有城墙的邦城。
连起来，就是“坐落在中心的大城”。
在那个年代，这不仅是个地名，更是一份独家授权的声明——只有住在天子脚下、洛阳圈子里的人，才配叫“中国”人，圈子外头的，那都算边缘户。
这招棋走得那是相当高明。
它不像后来秦始皇那样，靠刀把子硬压，而是用“圆心”和“外围”的概念，给周王朝的统治打了根深蒂固的桩子。
这套玩法，愣是管用了几百年。
直到东周那会儿，礼崩乐坏，天下乱成了一锅粥。
按说到了春秋战国，周天子说话都不如放屁响了，“中国”这个概念早该进垃圾堆了吧？
怪就怪在，情况正好反过来了。
为啥？
因为“中国”这两个字，已经从一座具体的城池，演变成了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
谁占住了中原这块地，谁护住了这块核心盘，谁就是“中国”的代言人。
这块金字招牌，谁看了都眼红。
等到秦汉那阵子，这个概念又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升级。
秦始皇嬴政是个狠人，花了十年功夫，把六国全给扫平了，搞了个郡县制。
这会儿要是还守着原来的定义，“中国”这顶帽子就太小了，根本扣不住这么大的脑袋。
既然普天之下都是皇上的地盘，那整个帝国的版图，都得划拉进来。
真正把“中国”这个概念给砸瓷实的，还得是汉朝。
刘邦建了汉朝，定都在长安。
等传到汉武帝刘彻手里，这哥们觉得光守着中原那一亩三分地不过瘾，大手一挥，让张骞往西域跑，自己派兵往北揍匈奴。
这时候的决策逻辑又变了：不光中原这块地叫“中国”，凡是被我打下来的、融进来的地盘，统统都算“中国”。
汉朝人开始挺直了腰杆自称“中国人”。
从此以后，这个词才正式成了国家的代称。
但最有意思的“正统争夺战”，发生在大分裂时期。
南北朝那会儿，南边和北边谁也看不上谁。
南朝骂北边是“索虏”，北朝骂南边是“岛夷”。
可有一点双方是咬死了不松口的——都扯着嗓子喊自己才是正牌的“中国”。
这就很有意思了，说明“中国”已经成了一张合法性的执照。
谁手里攥着这张照，谁才是名正言顺的当家人。
这种抢名分的戏码，到了辽、金、元时期，演到了高潮。
不少人有个误解，觉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肯定不乐意用“中国”这个汉人的称呼。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他们抢这个名号抢得比谁都凶，生怕慢了一步。
举个现成的例子。
元朝的忽必烈，那是草原上的雄鹰，建立了大元帝国。
按常理，他完全可以用蒙古的大汗名号来压人。
可人家偏不。
在他发给邻国的国书里，白纸黑字自称“中国”，反过来把日本、高丽叫做“外夷”。
辽朝的萧太后、金朝的完颜亮，心里的算盘也是这么打的。
金朝把都城搬到燕京（现在的北京）之后，立马就以“中国正统”自居。
为啥非得抢这个名？
还是那本老账。
你要是光做草原上的大汗，顶多也就是管管游牧那一摊子。
但你要是成了“中国”的主人，那夏商周这几千年的法统，就全都落你口袋里了。
这笔无形的政治资产，太厚重了，谁舍得扔啊？
等到清朝，这个概念终于完成了一次惊险的跳跃——从“古代王朝”跳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是个倒霉的年份。
鸦片战争让人揍得鼻青脸肿，清政府不得不捏着鼻子签了《南京条约》。
条约里头，“中国”和“大清”这两个词是混着用的。
这就意味着，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传统的朝代名号（大清）已经不好使了，必须得掏出一个能代表整个领土和主权的现代国家名称来对应。
于是，“中国”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灯底下。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这个词开始剥离掉“中原王朝”的老皮，长出了现代主权国家的新肉。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孙中山搞起了中华民国，“中国”成了简称被沿用下来。
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咱们继续扛着这面大旗。
如今回过头再看，从何尊屁股底下那122个字，到如今14亿人张口闭口的国名，这中间的路，足足走了三千多年。
这个名字之所以生命力这么顽强，是因为它背后的那套底层逻辑一直在升级打怪。
最开始，它是周武王为了方便管人，硬造出来的一个“地理圆心”；
后来，它是各路诸侯为了争老大，死命去抢的“政治图腾”；
到了最后，它成了咱们在国际舞台上安身立命的“国家主权”。
古人常说“中央之国”。
虽说夏朝那会儿可能还没这个词，商朝顶多有个“中商”的叫法，但那种“居中而治”的核心魂魄，几千年来就没变过。
外语里的China，有人说是从“秦”（Chin）音变过来的，有人说是从丝绸（Sina）演变来的。
葡萄牙人最早把这词带回欧洲，明朝末年利玛窦的笔记里也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帝国。
但不管外头人怎么喊，咱们自己心里这杆秤，是从西周那个盛酒的青铜器上就开始定准星的。
这绝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名字。
它是一根没断过的红线。
以前总觉得叫“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咂摸咂摸，这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是老祖宗在关键时刻做出的生死抉择。
这种归属感，不是虚头巴脑的，那是这三千年的岁月，一砖一瓦实打实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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