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和伊朗的官方交往，始于一场顶级的“排面”。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前往安息（当时统治伊朗高原的王朝）。安息王是个懂事的，听说汉朝使者来了，直接命令手下的两万骑兵跑到东部边境去迎候。
两万骑兵是什么概念？ 放在今天，相当于一个国家派出现役的整编师去机场拉横幅接机。这不是安息人热情过度，而是他们早就想搭上东方这条线。
此后的几百年里，中伊之间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的“送礼大赛”——汉朝送去丝绸和铸铁术，安息回赠鸵鸟蛋和魔术师。
伊朗古都波斯波利斯遗址
三代波斯王：在大唐的“复活”游戏
时间快进到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大食国灭掉，末代国王伊嗣俟被杀。他的儿子卑路斯一路东逃，抱住了当时世界老大——大唐的腿。
唐朝的反应很有意思：没有直接出兵（毕竟隔着几千公里），但给了这位落难王子一个无限期签证，还顺手送了他一个“波斯王”的称号。卑路斯在长安住了下来，被授予右武卫将军，领唐廷俸禄。
卑路斯不甘心，跑回吐火罗（今阿富汗一带）折腾了二十年，最终还是灰溜溜回到长安，老死于此。
然后，骚操作来了：唐高宗又立他的儿子泥涅师为“波斯王”。泥涅师比他爹还能折腾，在吐火罗又耗了二十年，三次遣使来华，最后在公元707年亲自回到长安，唐中宗授予左威卫将军。泥涅师死后，唐朝又双叒封他的儿子蒲桑为波斯王。
一个已经被阿拉伯吞并的伊朗王朝，在大唐的庇护下硬生生续了三代“流亡政府”。
这种事情在世界古代史上极为罕见。
你很难想象，在长安的西市街头，可以见到活生生的波斯王子穿着唐服吃着胡饼，心里惦记着再也回不去的波斯波利斯。这种“虽然我灭了国，但在东方还有人罩着我”的复杂心情，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波斯帝国古遗址
波斯人在大唐：从胡商到将军，从和尚到诗人
亡国的波斯人流散到唐朝，没有像难民一样蜷缩在角落，反而混得风生水起。
长安、洛阳、广州、扬州，遍地都是波斯人开的店，卖珠宝、香料、药品，号称“波斯胡店”。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宗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明教）、景教，都被称为“三夷教”，在大唐合法传播。现在看金庸小说里的明教，源头就在这些波斯人。
更魔幻的是，有些波斯人混到了大唐军界高层。安息人后裔李元谅官至镇国军节度使，手握重兵。波斯大酋长阿罗憾更牛，直接替女皇武则天干活，还率各国蕃王为武则天铸造天枢。
还有一位波斯后裔李珣，外号“李波斯”，是著名的花间派词人，他写的《海药本草》成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
交往从来不是单箭头。隋唐时期，波斯商人把中亚的玻璃器、金银器、香料运到中国。玻璃器在当时价比黄金，是贵族炫富的硬通货。
更隐蔽的交换在泥土之下。
考古学家在伊朗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在中国发现了上千枚萨珊波斯银币。你可以在长安用波斯银币买胡饼，也可以在设拉子用唐瓷喝茶——这种“货币互信”的背后，是两个文明之间深厚的默契。
波斯人也把好东西带到了中国：苜蓿、葡萄、胡桃、石榴，都是从伊朗高原传入中原。没有波斯人，王翰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可能就不存在了——伊朗西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村庄，至今还保留着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遗存，距今约七千年。
中伊交往有一个关键词，叫“连续性”。
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副使抵达安息，到公元7世纪波斯王子流亡长安，再到13世纪伊尔汗国奉元朝为宗主——三千年里，这片土地上政权换了又换，但两个文明之间始终有一条线，断断续续却从未彻底消失。
伊朗有句谚语：“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意思是希腊人只懂理论，中国人理论与实践兼备。这种来自异域的推崇，足以说明古代中国在伊朗人心目中的分量。
现如今，抛开那些宏大的地缘叙事，回到历史的细节里——你会发现，两个古老文明的交情，从来没有那么功利。
参考来源： 1. 国际在线：《中国与伊朗的古代交往历史悠久 中国曾礼遇三代伊朗国王》 2. 陕西省图书馆：《中国物资文化西传的中转站》 3. 光明日报：《古丝绸之路上，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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