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让美国航空航天局陷入了窘境。当猎户座飞船的隔热罩在返回地球时面临"灾难性失效"的风险时，有人提出：既然无人飞行可以更安全地测试系统，为什么还要冒宇航员的生命危险？这个问题指向更深层的困境，其实是在追问一个迫在眉睫的战略疑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宇航员去太空？
美国的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原本应该在今年三月将四名宇航员送往月球。这个计划本应是人类半世纪以来的壮举，标志着美国重返月球的开始。从纸上的设想到现实的执行，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
猎户座飞船返回舱的隔热罩问题不是小事。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监察长办公室明确指出，这块防护罩未经充分验证，在以每小时四万公里的速度重返大气层时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破损。更让人担忧的是，生命维持系统从未进行过任何飞行测试。
这些技术缺陷自然引发了声音，要求进行无人飞行测试。一些前宇航员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员都认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法。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无人飞行可以完成验证工作，为什么还需要宇航员冒风险？
这个问题开启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看到载人航天本身的根本矛盾。回到太空探索的初期，宇航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时技术的局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电子设备体积庞大且极其不可靠，真空管灯丝消耗数百瓦电力并产生大量废热。这些设备需要人类的技术人员在现场维护、更换和修理。
但这种状况没有持久。随着晶体管的发明和计算机的小型化，一切都改变了。火箭为了将有效载荷送入轨道必须尽可能减轻重量，这鼓励了工程师们研发自主飞行系统、自动对接机制和远程遥控设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许多原本需要人类操作的功能已经可以由机器完成。
过去五十多年的数据讲述了一个无言的故事。自1961年以来，人类进行了约四百一十五次载人航天任务，其中仅九次成功登月，没有一次探索过更远的地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机器人探测器已访问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以及数十颗卫星、彗星和小行星。光是在月球上，机器人任务就完成了一百四十六次着陆和一百五十四次深空飞越。
成本差异更是惊人。国际空间站的总费用约为一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卡西尼土星探测器、毅力号火星车以及旅行者号探测器总成本的十倍之多。而那些无人任务取得的科学成果远超国际空间站，后者的主要贡献只是在学习如何运营太空站本身。
机器人任务还有一个优势：它们可以是单程任务。新视野号探测器掠过冥王星后永远离开了地球，没有人为此哀悼。但如果宇航员无法返回，那就是举世悲痛的灾难。这种差异反映了一个现实：人类需要大量的生命维持系统、辐射防护、医疗服务、食物、水和心理支持。每一个这样的需求都增加了任务的复杂性和成本。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阿尔忒弥斯计划花费了纳税人九百三十亿美元，目标是在月球建立永久人类基地。但这个目标的合理性何在？月球本身既无资源可采，也无生命可发现。它是一个荒凉的岩石世界，被极端温度和强辐射所笼罩。
对火星的承诺同样模糊。曾经人们幻想火星可能有稀疏的生命形式，类似高山沙漠中的物种。现在我们知道火星是一个完全干燥的尘埃球，几乎没有大气。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无异于用铁罐把自己埋在地下。至于寻找生命迹象，机器人探测车已经证明完全胜任这项工作，成本还低得多。
问题不在于载人航天本身是否值得追求，而在于它必须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在1969年登月时，美国付出了相当于一场小型战争的代价。美国输掉了十名宇航员。但冷战的背景赋予了这次冒险以清晰的政治意义。
今天的阿尔忒弥斯计划缺乏这样的紧迫性。要打败中国？美国在1969年就做到了。为未来的采矿活动做准备？采什么？为了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阿波罗计划在1964年就已结束，比阿波罗11号早了四年。一旦登月目标近在眼前，继续投入就失去了足够的理由。相同的命运完全可能再次发生在阿尔忒弥斯计划身上。没有明确目的的项目很容易被取消。
这并非说载人航天完全没有存在价值。心理上，它满足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渴望。从演化论的角度，它体现了一种保险策略，确保人类的未来不完全依赖单一行星。但这些都是抽象的理由，很难为数百亿美元的支出辩护。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机器能够更便宜、更安全、更高效地完成工作时，我们仍然坚持要把人类送上太空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不是科学推进，而是为了航天而航天。国际空间站本质上成了一个循环项目：我们建造太空站来学习如何建造太空站，我们派遣宇航员来学习如何派遣宇航员。
除非这个循环能够指向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终点，否则每次发射都只是在耗费资源。当那些无人探测器在火星上寻找生命、在土星卫星上发现海洋、在小行星上收集样本时，我们不禁要问：宇航员究竟在为什么冒生命危险？
答案决定了载人航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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