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军衔评定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一份关于授予上将军衔的建议名单，摆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在这份名单里，傅作义的大名相当显眼。
把他列进去理由很硬：抗战时期打过硬仗，到了解放战争末期，他又带着二十多万大军投诚，让北京城免了战火。
论资历、论贡献，扛上三颗星的肩章，谁也挑不出毛病。
可毛主席盯着这个名字，稍微沉吟了一会儿，手里提着的笔往下一落，干脆利落地把“傅作义”三个字给划掉了。
紧接着，毛主席撂下了一句挺有深意的话：“给宜生这个头衔，哪里是给他长脸，分明是亏待人家嘛。”
这话乍一听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授衔明明是给荣誉，怎么变成“亏待”了？
难道把名字划掉反倒是给面子？
要想把这里面的弯弯绕搞明白，咱们得把日历往后翻七年，去看看1962年那会儿发生的一档子事。
把那事看透了，你自然就懂得毛主席当年的这一笔，算盘打得有多精，心眼儿有多实。
到了1962年，傅作义在水利部部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十好几个年头。
也就是在这一年，老爷子的身子骨发出了警报，心脏出了大毛病。
身边的秘书瞅着情形不对劲，火急火燎地把情况报给了中央保健组。
大夫们的诊断书下得一点不含糊：马上停手里的活儿，彻底歇着，靠身体底子慢慢养。
要是换个别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碰上这档子事，多半就顺水推舟了。
正好借着病退下来，安安稳稳过晚年。
毕竟身份摆在那儿，干多了容易出错，不干反而落个清净。
可傅作义的反应那是相当反常。
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给出的理由透着一股子“犟”劲儿：岁数不饶人，能给国家出力的日子不多了，越是这时候越得再干点啥。
这事儿到底还是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
主席接连打了几个电话问候，最后给出了个折中的路子：去南边，去广东。
为啥选广东？
那边暖和，湿气大，不像北京秋冬天干冷干冷的，最适合养心病。
对于主席的这份关照，傅作义心里热乎乎的。
但他紧接着说出的一番话，要是搁在前些年，或者换个别的领导，借他俩胆子也不敢张嘴。
他跟毛主席提了个“条件”。
他说：主席要是不依我这一条，这广东我就不去了。
啥条件呢？
要待遇？
要特权？
都不是。
他的条件是：到了广东，得准许他接着干活。
他说广东水利项目多，位置关键，他得去实地转转。
这简直就是在跟大夫和领导“讨价还价”。
毛主席听完，不但没恼，反倒乐呵呵地准了。
主席心里太清楚这位老朋友那股子想干事的心气儿了。
于是乎，1962年的广东地界上，出现了这么一幕怪景：一位上了岁数的部长，每到一个水库或者电站大坝，都得先在秘书的催促下，掏出保心脏的药片吞下去，闭眼缓口气，然后立马精神抖擞地开始指指点点。
从花县水库跑到新丰江电站，又转战新会、佛山、高要，他硬是打着“休养”的旗号，把广东的水利家底摸了个底儿掉。
这种“拼命三郎”的架势，骨子里其实藏着傅作义心里的两本账。
头一本账，叫“愧疚账”。
把日历翻回到1946年。
那会儿的傅作义，听信了蒋介石的空头支票，也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在张家口那场仗里下手极狠，硬是把晋察冀的部队给逼退了。
那时候他狂得没边，在报纸上大放厥词，对我军的本事和功劳那是从头贬到脚。
谁承想仅仅过了三年，1949年初，风向彻底变了。
傅作义在华北手里攥着五十万大军，原本还琢磨着拿天津当筹码，跟解放军讨个好价钱。
他自以为天津城固若金汤，守一个月不成问题。
结果呢，刘亚楼带着东野的大军，只用了一天多点，就把天津给拿下了。
天津一丢，傅作义最后的这点念想也碎了。
摆在他面前的是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局：是给蒋家王朝陪葬，让北京城变成废墟？
还是背上个“叛将”的名声，给城里百姓留条生路？
他选了后一条路，发通电起义。
可他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
毕竟两边以前在战场上那是真刀真枪地干过，死伤的人海了去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毛主席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两人碰面的时候，主席说了一段水平极高的话：“以前咱俩在战场上碰面，那是敌我分明。
如今咱们就像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蒋介石滑头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让你把他给甩了。”
这话里藏着两层意思。
第一，过去各为其主，打仗是公事，这篇翻过去了。
第二，你这不是“投降”，你是“甩掉”了老蒋，你是回归了人民的队伍。
甚至后来有人嘀咕傅作义“打不过才投降，算啥功劳”，毛主席总是板着脸教育大伙：北京城能完完整整留下来，两边的兵没在皇城根下拼命，这就是天大的功劳。
这份大度，让傅作义从“战犯”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但他心里那份对往事的愧疚，全变成了后半辈子拼命干活的燃料。
他觉得，只有多给老百姓办点实事，才能把当年的那个坑给填平了。
第二本账，叫“信任账”。
这就得说回咱们开头提的，1955年那个“划掉名字”的伏笔了。
当时军委提议授上将，是冲着傅作义抗日有功、起义也有大功。
可毛主席为啥说给他上将是“亏待”？
这里头藏着一个极细致的组织伦理。
你想啊，董其武将军和陈明仁将军都评上了上将。
特别是董其武，那是傅作义的老部下，是傅作义做通了工作才跟着起义的。
要是老上司傅作义也挂个上将牌子，跟自己当年的手下平起平坐，这在讲究资历的军界，确实有点尴尬。
董其武恐怕也不敢大大方方地戴那个肩章。
那给个大将呢？
按资历倒是够格。
可大将的名额那是金贵得很，基本上都是给在红军、八路军系统里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帅们的。
要是硬给傅作义一个大将，别说党内会有闲话，就是把他本人推到那个风口浪尖上，也是给他找麻烦。
毛主席的高招，是跳出“军衔”这个圈子，算了一笔更实惠的“行政账”。
军衔不给了，但在行政级别上，直接把傅作义定为“行政四级”。
这是啥概念？
通常上将军衔对应的也就是行政五级。
而行政四级，那可是相当于副总理的待遇。
换句话说，主席虽然拿走了傅作义那个“虚名”，却给了他比上将还要高的“实惠”和政治地位。
这事儿，中央没大张旗鼓地嚷嚷，但傅作义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明白，主席这是在变相护着他，也是实打实地抬举他。
这种信任，在日子里随处可见。
傅作义住在北京西城小酱坊胡同19号。
在国民党那个圈子里，高官之间那是互相防着，面和心不和。
但在新中国，周总理、朱老总经常溜达到他家里串门，傅作义也乐呵呵地留大伙吃饭。
毛主席更是把他当成了真朋友，常喊他去中南海坐坐，甚至还专门给他摆酒过生日。
这种待遇，是他在阎锡山或者蒋介石手底下做梦都不敢想的。
李克农将军曾经跟傅作义开玩笑说：“见过主席之后，您简直像换了个人。”
以前在旧军队，傅作义天天提心吊胆，琢磨的是权术，保的是乌纱帽。
现在呢，他不用防谁，也不用算计谁。
所以，当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毛主席问他想干点啥，他主动请缨：我想当水利部长。
这可不是为了躲清静当个挂名神仙，而是因为他主政华北的时候就钻研过水利，那是真想干点实事。
这一干，他就成了新中国任职时间最长、干出成绩最大的水利部长之一。
再回到1962年的广东。
当傅作义站在水库大坝上，忍着心脏的不舒服，还要坚持“四处看看”的时候，他身上透出来的，早就不再是一个旧军阀求生存的小心机，而是一个新中国建设者的责任心。
要不是去广东，要不是毛主席那种“拿你当自己人”的铁杆态度，傅作义大概率会像历史上好多降将那样，在后来的日子里夹着尾巴做人，但求无过。
可他没那么做。
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傅作义觉着身体实在扛不住了，才正式递了辞呈。
在这个岗位上，他足足干了二十多年。
从拥兵自重的一方诸侯，到为了防心脏病发作吞着药片视察水库的共和国部长，傅作义的人生账本，最后算得清清楚楚，也算得漂漂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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