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天，天津卫的地界上出了一档子血腥事。
掉脑袋的这位爷叫陆建章，那是北洋圈子里响当当的老资格，前任陕西一把手。
动手的呢，是段祺瑞麾下的心腹大将，江湖人送外号“小徐”的徐树铮。
这活儿办得那叫一个脆。
徐树铮摆酒请客，酒过三巡，借口要去后院聊点私房话。
陆建章前脚刚迈进厢房门槛，两个埋伏好的枪手就窜了出来，对着他后脑勺直接扣了扳机。
尸首往麻袋里一装，借着黑灯瞎火，直接扔到了租界背后的巷子里。
咱们想想，一个当年手底下好几万条枪、握着全省生杀大权的大帅，最后竟然跟条死狗似的，让人随便就给处置了。
风声透出去，北洋那帮老少爷们儿一个个只觉得脖颈子冒凉气。
你说像他这么个家财万贯、混了一辈子官场的老江湖，咋就能傻乎乎地自个儿往死路里钻呢？
说到底，这是一笔账没算明白。
想把这账本捋顺了，还得把日历往前翻四年。
1914年6月，袁世凯一纸令下，把陆建章打发到陕西去坐镇。
那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无非两条。
头一条，是老老实实“当官”。
把刚打完仗的陕西安抚好，让老百姓喘口气，拉拢拉拢地头蛇，把这块地盘慢慢经营成自个儿的铁桶江山。
像隔壁山西的阎锡山，走的就是这步棋。
第二条路，是“当匪”。
拿陕西当块大肥肉，上去咬一口是一口，吃饱了抹嘴走人。
陆建章偏偏挑了这第二条。
咋回事呢？
因为这人心里的算盘珠子跟常人不一样。
陆建章那是野路子出身，十八岁还是个街头混子，为了逼寡妇改嫁还蹲过大牢，后来也是越狱跑去当兵，靠着那股子不要命的狠劲儿，这才爬到了高位。
他压根就不信什么“千秋万代”，眼里只有攥在手心里的现大洋。
在这个赌徒眼里，陕西这地界太乱，今儿个你是督军，明儿个没准就成了阶下囚。
花心思搞建设？
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不如趁着手里有家伙事儿，先把钱搂到怀里才是正经。
既然这么想，他就搞了个把“明抢”变得合情合理的衙门——“临时补给处”。
挂着筹备军饷的羊头，卖的却是吸血鬼的狗肉。
咋个吸法？
对做买卖的，收“义捐”。
敢不交？
当兵的直接踹门进屋，那是又砸店又抢货。
对种地的，那是刮地三尺找银子。
没有？
那就牵你家牛、扒你家房。
对路过的，设卡子拦路。
陇海线上过的铜矿、粮食、绸缎，只要打这儿过，都得留下买路钱。
这招确实“见效快”。
听说陆建章在陕西也就待了一年挂零，愣是卷走了三千万两白银。
这数听着多吓人？
当时北洋政府那一整年的军费，满打满算也就几千万两。
陆建章凭一己之力，用了一年功夫，从穷得叮当响的陕西，硬生生榨出了国家三分之一的军费开销。
但这钱，拿着烫手啊。
这就是陆建章算岔的第一笔账：他以为钱是保命符，其实那是催命鬼。
1916年5月，陕西彻底炸了锅。
那种杀鸡取卵的弄法，把老百姓和地方豪强全逼到了悬崖边上。
陕北那边有个叫陈树藩的，在富平一带起兵造反，头一件事就是把陆建章的亲儿子陆承武给扣了。
到这节骨眼上，那一车车的白银救不了急，手底下的心腹也顶不上用。
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陆建章只能低头认栽，答应卷铺盖走人。
1916年6月27日，他带着一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家当，灰头土脸地逃出了西安。
照理说，手里攥着几辈子花不完的钱，回老家做个富家翁，这已经是最好的下场了。
可赌徒哪有肯收手的？
这不，陆建章人生的第二个死局就来了：1918年的天津。
这会儿的他，住在天津租界的小洋楼里，守着从陕西带出来的巨款。
可他心里那个不甘心呐。
他琢磨着自个儿有钱、有人脉、有老资格，完全能再翻起大浪来。
当时北洋政府分成了直系和皖系，两边正掐得你死我活。
陆建章觉得机会来了。
他的小算盘拨得那叫一个响：
我掏钱，资助直系的冯玉祥（冯还是他外甥女婿）；
我出面，去跟南方的革命党拉关系；
等直系把皖系干趴下，我就是大功臣，这一把就能连本带利赚回来，重新回到权力的中心。
可他忘了一条最要命的江湖规矩：在乱世里头，要是没有枪杆子护着，那钱袋子就是一块长了腿的肥肉。
皖系的徐树铮，那眼睛早就盯上他了。
在徐树铮看来，陆建章这人既是个祸害，也是块“大肥肉”。
说是祸害，因为他以前是袁世凯警卫军的头头，军中旧部一抓一大把，现在又拿着钱到处煽风点火，帮着直系打自己，还跟南方不清不楚。
说是“肥肉”，那传说中的三千万两白银，谁看了不眼馋？
1918年6月，徐树铮给陆建章递了个帖子。
理由那是冠冕堂皇：请陆老前辈来天津参加个“市政建设大会”，一块儿商量商量国家大事。
去，还是不去？
这是陆建章这辈子最后一次下注。
按常理说，徐树铮是死对头段祺瑞的人，这顿饭摆明了就是鸿门宴。
可陆建章偏偏就去了。
为啥？
这里头有两层小心思。
头一条，他太把自己当盘菜了。
他是北洋武备学堂出来的老人，老袁的心腹，论辈分那是徐树铮的长辈。
他寻思着按北洋的“江湖道义”，两边斗归斗，面子总是要给的，徐树铮就算再狂妄，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杀一个北洋元老。
再一个，他太迷信钱的能耐。
他觉得徐树铮找他，无非是想拉拢拉拢，或者想分点好处。
只要能坐下来谈，不管是给钱还是站队，总有商量的余地。
6月13日，陆建章到了天津。
到了14号，他带着随从和小老婆，大模大样地去了云贵会馆赴宴。
他以为自个儿是上桌切蛋糕的，没承想他自个儿才是盘子里那块蛋糕。
饭吃完了，徐树铮说有要紧事得私下聊，请他挪步去后花园。
陆建章一点都没起疑心，站起来就跟过去了。
那一瞬间，他脑瓜子里没准还在盘算着怎么跟徐树铮讨价还价，怎么利用这回见面在直系皖系中间两头通吃。
直到那声枪响，一切玩完。
陆建章这一死，天津政坛那是开了锅。
直系少了个大金主，皖系暂时拔了颗钉子。
可最讽刺的，还得数那笔钱的下场。
陆建章在陕西刮地三尺弄来的三千万两，没能帮他买回权力，反倒成了他送命的主要原因。
这笔钱后来去哪了？
有人说是被徐树铮扣下充了皖系的军费，有人说是被他家里人带走了一部分，还有好大一部分在兵荒马乱里不知去向。
这就是那个年月最荒唐的一个怪圈：
为了求安稳，所以拼了命地捞钱；
因为钱捞多了，反倒成了靶子；
为了保住这堆钱，非得重新挤进权力场；
这一挤，反倒把命给搭进去了。
从1880年那个为了寡妇家产蹲大狱的毛头小子，到1918年那个为了翻本送命的大军阀，陆建章用了38年，把这个怪圈给画圆了。
他这一辈子都在做选择，有的让他从伙夫混成了督军，有的让他从督军变成了死尸。
回过头来看，他最大的走眼就在于，他以为乱世里的通行证是白花花的银子。
其实根本不是。
乱世的通行证，是你手里握着的枪，而且千万别信那个正拿着枪冲你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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