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斯塔纳宣布“告别超级总统制”之后，中亚政坛立刻鸦雀无声。目标是强大的总统、有影响力的议会、负责任的政府。不是用个人威望来承托国家稳定，而是把国家稳定的承重转移到制度和规则上面去。对哈萨克斯坦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能源价格的起伏、邻国之间爆发的冲突、资本的外流都会对强人政治的基础造成动摇。
从2017年开始，哈萨克斯坦就陆续开始下放总统权力，2022年动荡之后改革加快：恢复宪法法院、限制总统亲属任职、加强议会作用，拆解超级总统制成为明确目标。现在更像是一种补房梁的过程：拆旧的同时要建新，划分权力界限，加大监督力度，重建继承制度。
两院合并为一院，设立“库鲁尔泰”作为最高立法机关，有145个席位，采取比例代表制。单院制并不一定就是更加民主或者集中的，它把权力从“院与院”转移到了“党团与规则”上。两种解读并存：第一种是效率派认为减少否决点有利于基建、能源、工业政策推进；第二种是技术派提醒议程控制更重要，谁设入口、谁定委员会、谁控名单决定实际集中度。比例代表制一旦和高度集中的提名权相结合，就会出现“形式上多元、实际上集中”的情况。
为什么现在要说落地呢？答案为“可预期性”。国际资本看合同是否稳定、政策是否连续、权力交接是否有序。哈萨克斯坦的地缘压力加大，仅依靠个人信用成本高并且存在很大的风险。制度化另一层含义就是“继承”，超级总统制把权力围绕着一个人转，接班人就是定时炸弹；把可能产生的冲突放进程序和规则里，降低社会为精英博弈所付出的成本。
风险就在眼前，第一是议会能不能掌握预算、真正监督，否则就成了一个空壳子，再漂亮也没有用。二是党团能否包容比例代表制，如果名单提名集中，议会辩论热烈，权力入口仍然狭窄。三是总统与政府的责任边界能不能落地，防止出现“出了问题怪执行，上面永远对”的情况，建立起可以追责的权责链条。
“强总统、有影响力的议会、负责任的政府”不是照搬西方，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变成多党轮流执政的模式，而是将国家平衡点向制度方向倾斜：强总统确保战略的一致性；有影响力的议会把权力分散到透明的程序中；负责任的政府把执行与问责结合在一起，避免权责脱节。
外界除了关心哈萨克斯坦本身之外，也关注着它起到的示范效应。中亚地缘敏感，通道、能源管道牵一发即动全身。如果能把强人政治转变为规则政治，即使缓慢推进，也会影响外溢。是否跟进不能草率决定，各国结构与能力不同，但是风向传得很快。
这决定了哈萨克斯坦是进行“制度升级”还是“更加精致的权力发动机”。前者虽然速度慢一些，但是稳定性更好，合同也更可靠；后者则更快，但是集中度更高，政策更灵活，风险也更大。2022年前后出现了震荡，产生了焦虑，“新哈萨克斯坦”成为了改革的叙述。托卡耶夫这次把话说满了，既是自我约束，又是对社会和外界的一种承诺；承诺的价值在于兑现机制，而不仅仅是语言的力量。
如果库鲁尔泰是145席、比例代表制的话，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规则的具体情况：议程设置权交给谁、政党名单怎么产生、是否足够开放使得社会各个层面都能够进入。如果只是给它披上一件现代的外衣，沿用旧的驱动方式，红利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但是，如果能把预算权、任命权、监督权等重要的权力制度化，即使过程曲折，国家的制度信用也会不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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