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五十三岁那年“趴下”的。这个词是他自己说的，用他那口带着潮汕尾音的普通话，轻飘飘的，却像一颗锈钉子，楔进我们往后所有的日子里。
在这之前，他是家里那座不会倾斜的山。九十年代末，他攥着在服装厂打了十几年板攒下的钱，加上借遍亲友的债，在东莞开了自己的小制衣厂。头几年，是真的顺。机器从五台加到二十台，晚饭的餐桌上开始出现他带回来的、用油纸包着的烧鹅。他说那是“时运到了”，眼神亮得像擦过的钨丝灯。母亲劝他见好就收，把债还清，他摆摆手：“你懂什么？势头正好，要乘胜追击。”他把赚来的钱，连同我们预备买学区房的首付，全部投了进去，扩厂房，添新机型，接更大的订单。那是他人生的高光，也是自恋的开始。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变成了：“我做这一行，闭着眼睛都摸得出门道。”
命运的坑，挖在他最得意的时候。零八年金融危机像一场毫无征兆的寒潮，海外订单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仓库里堆满了他认定会畅销的新款式布料，机器沉默着，每日的损耗却在轰隆作响。他起初不信邪，认为是暂时的低谷，甚至又借了一笔钱，准备改做内销，设计那些他自以为能引领风潮的服装。结果，潮流没跟上，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他睡不着，整夜在阳台上抽烟，火星明明灭灭，像他正在急速黯淡下去的生机。最终，厂房抵给了银行，机器被债主抬走。我们搬出了宽敞的厂区宿舍，挤进城中村一个不见阳光的出租屋。搬家的那天，他没怎么说话，只是反复摩挲着一把裁缝剪刀，最后轻轻把它收进一个破旧的铁皮盒子。那声几不可闻的“我趴下了”，就是在那时说的。
趴下，不是躺下。躺下或许还能歇歇，趴下却是脸贴着地，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尘土扑进口鼻。他有近两年的时间，早晨起床后，就坐在那张吱呀响的塑料凳上，对着墙壁发呆。母亲出去做保洁，我放学回来，常看见他一动不动的背影。他曾是那么风风火火、相信人定胜天的人，如今却被抽掉了所有心气。母亲骂过，哭过，最后只剩叹息。她有一次低声对我说：“你爸不是不努力，是那时候，看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也看不清老天爷的脸。”
转机来得悄无声息，像墙缝里挣出的一丝绿意。原来厂里一个沉默寡言的老版师，姓陈，自己开了个小裁缝铺，专做旗袍和唐装定制，生意竟慢慢有了口碑。他来找父亲，不是叙旧，是直接抱来一卷料子和一张复杂的版式图。“林师傅，这个版，我琢磨了半个月，这里总是处理不好。这城里，论手上功夫和懂面料，我只服你。”他把“师傅”两个字咬得很重。
父亲的眼神，那一刻才有了聚焦。他没说答应，也没拒绝，只是接过料子，用手指细细捻了捻，又对着光看了许久。傍晚我回来时，他已经伏在饭桌上，用我画几何的铅笔和尺子，在旧报纸上画线了。灯光昏黄，照着他花白的鬓角和新长出的、粗硬的胡茬，他的侧影安静而专注，仿佛过去几年的震荡从未发生。那晚，他屋里的灯亮到很晚。
他不再提“厂”，也不提“老板”。他开始去陈叔的小铺子，不是打工，是“帮忙”。他重新拿起剪刀和软尺，手一点没生。有挑剔的客人拿来昂贵的香云纱，嫌别处做得不够挺括，父亲不言语，只是将布料喷上特调的浆水，在阴凉处晾上整整一天一夜，再用温度恰好的烙铁慢慢熨烫。成品出来时，那份柔韧与骨感，让客人啧啧称奇。他没说什么，但脊梁，在我眼里，是一寸寸重新直起来的。
他变得很沉默，但眼神清亮了许多。有一次饭后，他忽然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老天爷给饭吃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第一次给你，是看你勤快；收回去，是看你狂不狂；再给你，就得看你醒不醒了。”他顿了顿，看着自己布满老茧却稳定的手，“我现在就只想把手里这件旗袍的领子，做得服服帖帖。这就够了。”
今年春节，我们还在出租屋里过。父亲特意给母亲做了一件深紫色的改良旗袍。母亲嘴上嫌颜色太亮，试穿时却在镜子前转了好久。窗外的烟花炸开，瞬间的光亮映在玻璃上，也映在父亲平静的脸上。他没有再看窗外那短暂而易逝的绚烂，只是低头，用指腹轻轻抹平了旗袍袖口一处几乎看不见的褶皱。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父亲没有“东山再起”，他不会再回到那个热衷谈论“风口”和“扩张”的过去了。他只是在人生的废墟里，找回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尺子。他量过了得失的深度，也量清了自己双脚能站稳的地方。所谓清醒，大概就是在趴下之后，终于学会了如何不靠飘忽的野心，而是靠掌心真实的触感，重新丈量生活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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