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意大利莱科省（Lecco）瓦莱塔布里安扎（Valletta Brianza）和圣玛丽亚奥埃（Santa Maria Hoè）地区35岁的加布里埃莱·格罗萨（Don Gabriele Gerosa）副本堂神父，决定暂停其司铎职务的履行。这一决定已获得其直属上级主教的同意，并已向堂区信众正式公布。
据当地教会方面介绍，格罗萨神父的这一决定并非仓促之举，而是在与教区充分沟通、协商一致后作出。面对信众的关切询问，格罗萨神父本人仅以“个人原因”作出简要说明。与近期一些类似事件不同，此事并未引发公开争议或媒体炒作，他选择以相对低调的方式暂别牧灵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暂停了堂区的日常教务工作，格罗萨神父仍将继续从事宗教教育工作，这也将成为他目前唯一合法的收入来源。
对当地信众而言，这一消息无疑令人感到震动。负责向堂区宣布这一决定的，是圣安东尼奥·阿巴特（Sant’Antonio Abate）牧灵团体的负责人加布里埃莱·拉扎拉（Don Gabriele Lazzara）神父。他在上周日的主日弥撒中，以简短而克制的方式向全体教民通报了相关情况。
多位教民表示，格罗萨神父在当地一直颇受爱戴，尤其深得年轻人欢迎。他性格随和、乐于倾听，同时还是一名热衷体育活动的司铎，这使他能够自然地融入青年群体。他的突然离开，让许多早已习惯在祭台和堂区活动中看到他身影的信众感到措手不及。
从个人经历来看，格罗萨神父的人生轨迹在当代意大利司铎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也带有鲜明的个人背景。他出生于蒙扎和布里安扎省的韦达诺阿尔兰布罗（Vedano al Lambro）。在26岁进入修院之前，他曾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经过较长时间的圣召分辨与培育，他于2023年6月10日晋铎，正式成为司铎。目前所担任的堂区职务，正是他晋铎后的首个牧灵任命，至今不过两年。
格罗萨神父的个案并非孤立现象，也再次引发了意大利教会内部关于司铎圣召稳定性的讨论。就在数周前，被媒体称为“网红神父”的阿尔贝托·拉瓦尼亚尼（Don Alberto Ravagnani）亦以“个人原因”为由选择离开司铎职务，并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说明，由此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据其本人披露，他已致信教宗，请求免除圣职，并坦言独身生活带来的现实压力：“我渴望建立家庭，成为父亲。”
事实上，早在2012年，该牧灵团体的另一位司铎马里奥·邦凡蒂（Don Mario Bonfanti）也曾离开司铎职分，随后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最终加入了其他基督教派。
此外，该堂区历史上还曾服务过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以公开反对北方联盟和贝卢斯科尼而知名的“抗议神父”乔治·德卡皮塔尼（Don Giorgio De Capitani）。他最终因持续以激烈言辞批评教会权威与政治人物，而被解除牧职。
若将这些个案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观察，其意义更为凸显。根据梵蒂冈电台的历史资料，自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后的约二十年间（1965—1985），全球范围内约有7万至8万名司铎离开职务，其中仅意大利就约有8000人。当时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一“司铎危机”成因复杂，既包括司铎社会角色的变化、对教会圣统制的不同理解，也涉及人性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以及部分人对自身被视为“特权阶层”的排斥感。
进入21世纪，这种结构性挑战并未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持续显现。近年来，意大利司铎因各种原因离开牧职岗位的消息屡见报端。2025年1月，伊斯基亚岛（Ischia）的安东尼奥·斯卡拉（Don Antonio Scala）神父因与一名已婚教区居民发展情感关系，辞去了所有教会职务，并公开表示：“这是上帝赐予的生命经验，我们无法自欺。”同年9月，拥有数万名追随者的“网红神父”莱昂纳多·玛丽亚·蓬佩伊（Leonardo Maria Pompei），因拒绝遵守主教命令，持续在社交媒体直播并公开反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礼仪改革，最终被拉蒂纳教区处以“中止圣职”的纪律处分。
与此同时，意大利教会正面临更为严峻的“圣召荒”。教宗方济各在2024年5月的一次公开接见中，曾明确表达对“意大利圣召严重不足”的忧虑。相关统计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内，意大利修生人数已减少逾半：1970年尚有6337人，而到2019年仅剩2103人。为缓解这一趋势，越来越多教区开始接纳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外籍司铎，以维持堂区的基本牧灵运作。
2024年4月，方济各甚至决定，未来不再为包括佛罗伦萨、都灵、米兰在内的多个重要意大利教区自动授予枢机主教衔，而是更倾向于提拔具有基层牧灵经验、甚至长期从事海外传教工作的司铎出任主教。这一取向，被普遍解读为教会治理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层调整。
回到格罗萨神父本人，他此次选择“自停”虽令当地信众感到惋惜，却也可能是意大利教会现代转型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阵痛之一。截至目前，有关他未来的具体安排尚未对外公布。按照教会现行规范，“自停”通常被视为一种临时状态，旨在为当事司铎提供反思与再分辨的空间。在此期间，他仍保留宗教教师身份，这也表明他并未完全脱离信仰与教会团体的生活。
从神学层面看，在圣秩圣事的理解中，司铎被视为“另一基督”，其存在论意义上的身份改变具有不可逆性。然而，这一“另一基督”始终生活在具体而有限的人性之中。“圣事性身份”与“经验性自我”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每一位司铎最根本、也最脆弱的个人处境。这种张力的真实重量，往往超出外界的想象。
教会历史中，确实存在一些极端而沉默的结局——那些因无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栖身之所、最终选择结束生命的司铎。这一事实鲜少被公开谈及，却始终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道成肉身的基督曾真实经历人性的全部，就不能否认，这份人性经验本身亦具有其神圣性。理解司铎，并非将其神化，也不是将其贬损，而是既看见祭台上的人，也看见祭台之后的人。
或许，唯有当教会能够以同样的慈悲与现实感，去接纳司铎们所共同承受的“普遍个人处境”时，那些关于圣召、独身制与生活方式的沉重讨论，才不再只是立场之争，而能逐渐转化为真正的相遇与同行。
来源：意欧视点 等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