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洛阳，天津桥畔，那座遍植花木、自号“安乐窝”的庭院里，住着一位观物吟诗的老者——邵雍。他字尧夫，谥康节，位列“北宋五子”，创先天象数学，著《皇极经世》，却终身不仕，在日用寻常中体悟天道至理。他的《和闲来》，是一首以“物”观“我”、以“累”证“闲”的寓言。此诗的主旨并非消极避世，而是透过对马、龟、鹦鹉、鹪鹩四物的冷眼观察，洞见世间一切“被用者”皆有其“累”；真正的“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从这无休止的“为人所用”中挣脱，将生命还给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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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闲来》 以身观万物，万物理非遥。 马为乘多瘦，龟因灼苦焦。 能言谢鹦鹉，易饱过鹪鹩。 伊洛好烟水，愿同渔与樵。
马本该驰骋原野，却因常备乘骑而瘦骨嶙峋；龟本可悠游千年，却因甲可占卜而灼裂焦枯。鹦鹉因能言而被锁金笼，鹪鹩却因易饱而逍遥林间。邵雍以这四组意象，完成了一次对“有用”的祛魅。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庄子山木之喻，直指此诗命脉：成材之木未终天年，不材之木得以全生。鹦鹉之“能言”，正是其被囚之因；鹪鹩之“易饱”，反成其逍遥之资。老子曰“绝圣弃智”，非否定智慧，而是否定将智慧用于“为人役使”的异化。马之瘦、龟之焦，皆是“有用”的代价。邵雍以“以身观万物”开篇，此身非旁观之身，而是以己身融入万物、感同身受之身——他看见马的瘦，如同看见自己因世务缠身而日渐支离的影子；他看见龟的焦，如同看见自己因才名所累而不得安宁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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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言即障，无求即安
鹦鹉能言，世人羡之；鹪鹩易饱，世人轻之。然而邵雍说：我谢鹦鹉，我过鹪鹩。此“谢”非感谢，是辞谢、谢绝——辞谢那因能言而招致的笼络，谢绝那因灵巧而招致的役使。禅宗讲“但有言说，皆无实义”，鹦鹉千百句，不如鹪鹩一声啼。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正是鹪鹩之境的极致：所求者少，故所累者稀。邵雍不是教人做一只不求上进的鹪鹩，而是教人看清：那些被世人艳羡的“能言”，往往是生命不得自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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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即复归“不器”
孔子曰“君子不器”，阳明释之：心之本体，虚灵不昧，原非一才一艺所能限定。马被定义“乘骑”，龟被定义“占卜”，鹦鹉被定义“巧言”——它们都被“器”化了，不再是完整的生命，而是某种功能的载体。现代人亦如此：你是“程序員”、你是“销售总监”、你是“流量博主”，标签越清晰，生命的可能性越逼仄。阳明说“心外无物”，当你不再以外在定义来锚定自己，你便从“器”中挣脱，回归“不器”的君子。邵雍愿同渔樵，渔者不以捕鱼为职业，樵者不以伐木为功业——他们只是活在伊洛烟水中，以完整的人面对完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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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照——我们皆是“被乘之马”
今人读此诗，当惊心于一千年前的预言。这个时代以空前精密的技艺，将每个人打造成“有用”的零件。我们被绩效“乘”，体重秤上的数字便是我们的“瘦”；我们被评价“灼”，社交媒体上的点赞便是我们的“焦”；我们被言语“笼”，那些为了维持人设而反复斟酌的措辞，便是我们作为“鹦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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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鹪鹩呢？它只取一枝之栖、满腹之饱，却活成了邵雍诗里唯一的“得道者”。它不是不求上进，是不以外求为上进。它不是逃避世界，是不以世界给定的尺度丈量自己。
邵雍说“愿同渔与樵”。渔樵不是职业，是姿态。那是一种不再被“用”的姿态——不被人用，亦不自用。他们临水而居，不是躲避人世，是以伊洛烟水洗去一身“为人所用”的尘垢。你可以在写字楼里做渔樵，可以在流水线上做渔樵，只要你的心不再为那根“绩效之鞭”而狂奔，不再为那堆“灼骨之火”而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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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好烟水。 这烟水，不在远方，在你转身向内的那一刻，与你劈面相逢。万物皆有其累，累在“为人所用”而不得自主；归渔樵者非归山水，乃归一颗不再被役、不复自役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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