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2026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公开场合，多国政要不再用挑战、压力这类模糊措辞，而是直接宣布了二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瓦解。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强调欧洲面临（美方）公然挑衅时不应退让妥协。过去数月，我们尝试了这种（妥协）策略，但并未奏效。更重要的是，这会导致欧洲在战略上加深依赖（美国）。欧洲必须具备战争准备能力。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指出，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他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需要调整应对策略以适应新的竞争格局和安全环境。显然，美国作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也承认旧秩序难以简单延续。
事实上，引起世界剧变的是支撑国际规则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规则从来不是凭空存在，而是依附于实力。如今，美国作为主导力量的相对优势收窄，规则就变成了特朗普的谈判筹码；中国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接受旧秩序的分配框架，各方的摩擦就会加剧。
自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东方世界第一次在总体经济体量、产业能力与科技积累上具备与西方抗衡的实力，这就是变化的根源。
一、国际体系规则依附于实力！
在全球范围内，国内秩序依靠强制执行，国际体系依靠共识与实力威慑。所谓条约、组织与多边机制的稳定性建立在主要大国愿意承担成本的前提之上。当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发生变化，体系的稳定性自然会下降。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1944年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机制，美国承担了向全球提供流动性的责任，同时通过美元结算体系巩固金融优势。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原有的平衡状态难以维系。此后美元体系转向以石油美元为支撑的信用结构。每一次规则调整，本质上都是力量结构变化的反映。
历史经验显示，全球秩序大致经历六个阶段：确立、扩张、巩固、透支、动荡、重组。在全球秩序的动荡期不一定直接爆发全面战争，但是一定会伴随多种冲突形式，包括经贸摩擦、技术封锁、金融制裁与地缘对抗等多层级博弈。自从2015中美国家战略对话以来，当前世界显然处于动荡阶段。
全球GDP的占比变化是一个直观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的数据，2000年七国集团在全球GDP中的占比约为65%，到2025年已降至45%左右；同一时期新兴经济体占比持续上升。制造业增加值方面，中国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超过30%，远超每个单一西方国家。
这种硬实力的变化，意味着原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力量基础。
二、冲突升级的过程！
总结大国对抗的经验，会发现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大国竞争烈度有明显的递进过程，不可能直接进入军事对抗。
第一层竞争状态是经贸层面，包括关税壁垒、供应链重组与市场准入限制。2018年以来，美国对多国实施高额关税措施，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创下了冷战后新高。
第二层是技术层面，包括核心器件出口限制、标准体系竞争与研发封锁。半导体设备与高端芯片成为博弈焦点，5G标准、人工智能算力与量子技术也成为竞争前沿。发达国家设立的技术壁垒不仅影响全球企业的利润，更关乎长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安全。
第三层是金融层面，包括结算体系控制、资产冻结与资本流向引导。SWIFT系统的使用权、美元清算渠道、海外资产冻结案例，都暴露出美欧将金融工具当作武器的凶险意图。2022年以来，大部分南方国家开始推动本币结算比例提升，全球储备货币的比例也在悄然变化。
第四层是地缘对抗，包括联盟强化、军事存在前移与势力范围的再划分。北约扩展至东欧，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加速整合，印太战略成为重要议题。各国军事力量不断向外向前沿部署，必将改变原来稳定的战略空间。
第五层是军事领域。如果经贸、技术、金融与地缘博弈无法解决核心矛盾时，军事选项就会进入各方的决策议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930年代几乎涵盖了上述所有过程。1929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关税，各国纷纷跟进，全球贸易在四年内缩水约三分之二。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下承受沉重压力，经济冲突与政治极端化交织。各方激烈博弈对抗，最终在十年内演变为全面战争。
战争不是矛盾的开始，而是矛盾长期积累之后的爆发。
三、危险区间！
总结两次世界大战，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通常需要同时存在两个因素：
实力接近以及关系到本方生死存亡的根本矛盾。
如果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弱势方不会轻易冒险；如果利益具备妥协可能，就会有谈判的空间。真正危险的是双方都认为时间对自己不利，从而提前采取行动。
这种态势下，对趋势的误判比已有的敌意更危险。历史上，1914年的欧洲列强也不是主动寻求全面战争，而是在误判和联盟机制推动下走向失控。今天的多极环境中，信息传播速度更快，金融与能源市场联动更紧密，一次误判就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放大。
目前，全球军费支出超过2.2万亿美元，为冷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占了接近一半。特朗普还想增加到1.5万亿美元，以保持绝对优势。军费急剧增长不仅反映出安全焦虑，还会导致军备竞赛，随时有可能引爆冲突。
对于对抗的双方来说，其实不存在道德评判。原来的霸主作为主导力量希望维持既有框架，新兴力量希望获得更高话语权。双方都认为自己在维护正当利益，这种认知差异本身就是矛盾的来源。
经济工具在前期会最大限度作为武器使用。供应链安全成为大国的国家安全议题，关键矿产与能源通道必将纳入战略储备规划。全球锂、钴、稀土等稀有资源已经有了明显的政府主导现象。技术自主成为多个国家的政策核心目标，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也成为衡量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因为某一场会议或声明结束。慕尼黑国际安全峰会的表态，只是 公开承认了 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转折点。未来的全面竞争将继续沿着产业链、技术链与金融链展开。
四、核心变量！
历史反复证明，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取决于三点。
一是生产效率与技术积累。谁能持续创造高附加值产品的能力，决定了本方的经济基础是否稳固。制造业占比、研发投入强度、教育体系质量，都是关键指标。
二是财政与社会稳定。大国能否保持军费支出与民生支出的平衡，决定国家是否能够长期承受竞争压力。历史上不少强国不是败于外敌，而是财政透支与内部矛盾失衡导致衰落。
三是战略克制。避免过度扩张与多线消耗，是保持长期优势的前提。冷战时期的苏联在军费与社会经济结构失衡中解体，就是今天美国的前车之鉴。
在未来竞争中，谁能够在产业能力、财政稳健与社会整合之间取得平衡，谁就能在重组阶段占据主动。
五、未来路径！
当前全球格局更像重构前夜，还没到全面失控的状态。
未来，有可能通过利益再分配与新规则谈判实现利益再分配，权力与资源重新配置，新的多边框架会建立在更均衡的力量基础上。
更大的可能是在误判与升级机制作用下走向更剧烈对抗。如果经贸、技术与金融冲突持续叠加，地缘摩擦升级，军事风险必将上升。
旧秩序失去绝对权威，实力与战略判断将成为决定性变量。主要力量公开承认旧秩序动荡，未来十年，将是规则重组的关键阶段。
是重组合作，还是滑向对抗，取决于各方是否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产业能力、财政稳健与战略克制。
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到2026年2月为止，全球人口已经83亿，全球如果一直和平，人口将过载。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因此，乱世也许必将到来，最重要的是谁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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