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把西域驻守的军队全部调回中原作战，安西都护府只剩下几万士兵，郭子仪的侄子郭昕选择留在龟兹坚守，河西走廊很快被吐蕃军队切断，长安的消息完全断绝，史书上只记载“长时间与中原失去联系”，这个“长时间”实际上持续了整整四十二年，士兵们饿得只能挖草根充饥，把皮甲煮软后吃掉，冬天就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有人试图突围出去，最终倒在戈壁滩上再也没有回来。
贞元六年郭昕病故，将印信交给杨袭古，十多年后杨袭古战死，剩下不到三千人，到了808年龟兹城破，唐军烧掉文书，把唐旗藏进地窖，全员战死无人投降，他们胸前缝着一小块从战袍撕下的红布，比血书更沉默，但人人都明白那是大唐的标志。
唐朝灭亡一百多年后，于阗国王尉迟僧乌波把自己的姓改成“李”，说他是唐朝皇族的后代，在938年给后晋朝廷写信，自称是“唐之宗属”，后晋真的封他做“大宝于阗国王”，他的儿子叫李从德，办婚礼、写公文、设官职都照着中原的样子来，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在金币上刻着“桃花石·布格拉汗”，“桃花石”在突厥语里就是“中国”的意思，高昌的佛寺用汉字翻译佛经，吐鲁番的坟墓里挖出景德镇的瓷器，喀什的街上还在用开元通宝买东西，这些地方的政权换得很快，但老百姓用的文字、信的礼仪、认的规矩，早就变成汉文化的一部分了。
元朝时期察合台汗国需要向大都缴纳税款，明朝时叶尔羌和中原地区进行茶叶与玉石买卖，经济上早就连在一起了，到1864年新疆发生动乱，阿古柏占据南疆地区，沙俄趁机占领伊犁，李鸿章认为新疆距离太远、防守困难，建议放弃这片土地，说丢掉新疆不会对国家造成根本伤害，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激动起来，直接向朝廷上书表示一旦撤出关外就会失去所有屏障，朝廷只拨给三百万两银子还缺七百万两，他就让胡雪岩找外国银行借款，并承诺自己名下的湖南田产可以用来抵押。
1875年，左宗棠从长沙动身去往兰州，他在路上种下柳树，每隔三里就栽一棵，全程三千七百里路总共种了一万多棵，后来人们把这些柳树叫做“左公柳”，他种树不只是为了给人乘凉，更是想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到了1876年，他正式出兵新疆，还让人抬着自己的棺材走在队伍最前头，意思很明白：要是收不回新疆，他就死在那里。刘锦棠带领部队只用了七天时间就打下了吐鲁番，阿古柏的防线一下子就垮了，这件事听起来像故事里的情节，可它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仔细想想，那些士兵缝在胸前的红布，和左宗棠抬着的棺材，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不是靠朝廷的命令来维持，是他们自己心里认定了这个“中国”，政权会垮掉，军队会解散，但只要文字还在流传，习惯还在延续，那份认真的劲头还保留着，这片土地就始终连接着中原。我翻阅资料时总在思考，他们宁愿牺牲也不投降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畏惧死亡，而是害怕忘记自己是谁。
后来在吐鲁番博物馆看到一块破旧的布，颜色褪去变得硬邦邦的，边角上还缝着半个铜扣，说明牌写着这可能是唐代戍卒留下的东西，没人能确定，也没人敢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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