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高度依赖明君 一旦明君换人了 或者明君晚年昏聩了 国家也跟着转向了 为什么不设计出一套制度 不依赖好皇帝也可以运转 保障王朝的下线
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研究，在提到传统中国社会维护儒家道德的时候，专制皇权常被视为主要的动力，并且积极参与了儒家伦理的法制化过程。然而，晚近的研究却显示，历代政府在采纳和运用古典伦理思想时，其实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朝廷的态度是，用来实践伦理思想的法律规范，除了配合一般社会风俗习惯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能挑战或威胁到统治者的最高权力。
就拿复仇的风尚来说吧。在古代以家族为主的社会中，血属复仇的观念相当普遍，古典的礼经也认可为父母兄长报仇的行为。然而到了秦汉帝国的时代，政府为了掌握人民的生命权，不得不压制这种风气。只是，这些压制措施，至少到东汉末年，都没能将复仇的习俗连根拔起。追究原因，主要是汉代政府在施行法律统治的同时，也提倡孝父悌弟的家族伦理。伦理观念既然渗入律令之中，也就影响到执法者的心态。复仇观念有了伦理基础，就很难纯粹以法律来遏止。到了曹魏的时代，法令律例对于为父兄复仇的案子，不得不采取某种程度的妥协。尽管如此，对于其他以复仇为名的行为，却仍严厉禁止，极力设法清除。也就是说，帝国政府对于古典礼经中所认可或鼓励的伦理观念，只是有限度采用，并不是无条件接纳。
此外，提倡儒家伦理精神，推动法律儒家化的措施，有时是因应世家大族的请求，未必出自皇权的主动介入。前面讨论过的毌丘俭的案子，从事件的发展顺序，我们可以知道，“已嫁之女不坐娘家之刑”这种符合儒家家族主义精神的法律，是因为毌丘俭的儿媳妇荀氏舍不得女儿毌丘芝，上书求情才引发争议，导致修改，并不是皇权基于对儒家伦理的崇敬而积极推动的。事实上，当儒家家族主义的精神和统治者的最终利益相违背的时候，皇权并不会坐视，反而会主动干预，复仇习俗受到压抑是一个例子，刘辉案的判决则是另一个。在刘辉的案子中，崔纂引经据典，申论“夫尊妻卑”与“夫家认同”的婚姻伦理，皇帝不但没有称扬嘉许之意，反而透过门下官员之口，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异议。
北魏的政治体制中，门下、中书和尚书各有职司。当皇帝要表达意见、宣扬旨令、制定政策或裁定廷议的时候，中书省负责参决大政并草拟诏书，而由尚书省总理执行。门下省则属于流通渠道的性质，出入禁中与朝廷，负责皇帝、中书和尚书之间的文件传递，这也就是为什么崔纂和游肇在批评门下逾越职权的时候，说“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应该谨守上呈公文和下达命令的角色，对刘辉一案的判决没有置喙的余地。然而，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部门，门下官员其实有许多机会可以影响决策的过程。此外，当皇帝不喜欢重视草拟的意见，又无法要求中书官员乖乖听命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亲信的门下官员贯彻自己的旨意。对于执行任务的尚书省而言，假使发觉命令不是经中书草拟、由皇帝确认，当然会提出质疑。崔纂是尚书三公郎中，而游肇是尚书右仆射，两人都隶属于执行任务的尚书省，对于门下所提刘辉案的判决不满，要求皇帝重新指派适任的部门再审，可以说是据“理”力争。只不过，门下官员之所以能够代拟判决，当然是因为有皇帝撑腰。崔纂也晓得这种情形，所以他的抗议，其实并不只是针对政府各部门的权责分配问题而发，同时也是针对皇帝通过非正式渠道介入司法、展现权威的做法表达异议。
其实，自汉朝以来，历代皇帝都必须仰赖正式的官僚机构统治天下，然而当官僚机构逐渐运作自如，仿佛自成体系、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时候，皇帝为了避免官僚体系违背自己的旨意，又会借由非正式的渠道介入，以确保自己的权威与利益。汉代初期的中央政府，由三公九卿所统领的官僚机构管理天下并对皇帝负责，然而到了东汉晚期，皇帝无法信赖百官之首的丞相，于是原本带有皇帝秘书性质的尚书，便通过与皇帝商议大事、起草诏书之类的活动，逐渐得势。尚书参与政策决定和政务施行的日子一久，便渐渐从内朝（皇宫中）的一分子变成了外朝（朝廷上）的成员。变成正式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之后，尚书就失去了随皇帝号角起舞的弹性，皇帝用得不上手，就会另谋出路，另寻秘书。于是，秘书令，也就是后来的中书令，便逐渐在曹魏的皇宫中崭露头角。
然而，中书令的发展和之前的尚书相去不远，逐渐由皇帝的私人秘书转变为朝廷的公共部门。到了南朝，皇帝为了方便，在中书省之下再设置一个舍人省，任用其中的中书舍人贯彻自己的旨意。北魏孝文帝在五世纪末主政时，推行汉化，改革制度，在官僚体制方面则模仿南朝，其中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舍人省，包括官员和官号都采用南朝的制度。中书舍人在六世纪初的北魏宫廷中，权力逐渐高涨。不过，就在同时，隶属于门下的侍中和黄门侍郎。他们的势力也在膨胀之中。中书监、令和门下侍中的职权混淆难分，门下甚至有凌越中书的态势。如此一来，在位的皇帝和代表皇帝摄政的太后，不论是孝文帝、宣武帝，或是灵太后和孝明帝，在贯彻意旨、伸张皇权这方面，可以说是空间宽广而游刃有余。这种现象，正是引起崔篡不满，进而提出质疑的原因。
——摘自重庆出版社《公主之死》李贞德著
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形制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摘自三联书店《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茅海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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